《搜神记》两个坟头，各长一棵树：相思树到底是什么树？

《搜神记》两个坟头，各长一棵树：相思树到底是什么树

　　本文讲相思树。《搜神记》卷十一里收着两则坟头长树的故事：一则是宋康王舍人韩凭与他的妻子，被夺、被分埋，一夜之间坟上各生梓树，枝干弯向对方，根交于下、枝错于上；紧挨着的另一则，说韩凭是宋国大夫，娶妻而妻美，康王把他关起来服苦役，夫妻双双自尽，两冢上各生大梓木，十来天便长到合抱。同一部书、同一卷、同一个君主，两则情节几乎一样，官职与姓氏却对不齐。本文从这两则并行记起，讲「相思树」到底是一棵什么树，讲连理、树木相就在更早的书里是什么意思，也讲它怎么从一个祥瑞的名目，变成为夫妻立传的说法。凡材料不足处，本文都直接说明。

一、同一卷里，收着两则几乎一样的故事

　　《搜神记》卷十一里，坟头长树的故事不止一则。两则挨着收在一处，主人公都叫「韩凭」，对手都是宋康王，结局都是夫妻死后两棵梓树长到一处。同书、同卷、同一个君主，同一副情节，记载的人却把它们当作两件事分别写下来，各自成条。

　　前一则说韩凭是宋康王的舍人，娶妻何氏，生得美，被康王夺了去。韩凭心里不平，康王就把他囚起来，判去筑城。后一则说韩凭是宋国的大夫，娶妻而美，康王也夺了，还把他关押起来，让他去服苦役。两人官大官小，遭的却是同一件事。

　　两则里被夺的都是妻子，被罚的都是丈夫，下场都是死，连死后的情形也一样：两座坟分开埋着，坟头各自生出一棵大梓木，不过十来天就长到一抱那么粗，树干弯过去，根在下面交错，枝叶在上面勾连，又都有一对鸟栖在树上悲鸣。

　　差别只在两处：一是官职，前一则作舍人，后一则作大夫；二是妻子的姓，两则都作何氏，翻检别的本子，却又有作「息氏」的。同一对夫妻，在同一个人的同一卷书里，身份与名姓都对不齐。这一点，正是读这一则时最先要留意的。

　　这类情形放在当时不算稀奇。旧日的书全靠手抄流传，抄的时候一个称呼记岔了，一个字形写近了，都会留下痕迹；后人再从类书、旧注里一条条辑录回来，辑到的又是别人转手过的那一层。一抄一辑，原本的一个样子，就成了两三个样子。

　　所以这两则未必是干宝有意收了两遍，更可能是原本就属两条来路不同的传闻，各自记了一笔，谁也没有被删掉。要判断哪一则更早、哪一个名字才对，材料不足，此处只能存疑；与其硬断，不如把两说并摆着，让读的人自己看清分歧在哪一处。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两则都收在这部书里，因此都在讲同一件事——两个人被活着拆散，死后再也拆不开。同一卷里记两遍，恰恰说明记书的人对这件事格外在意，一记再记，舍不得丢，也从侧面说明这一类传闻在当时流传得极广。

　　还要说一句体例上的话。《搜神记》今本二十卷，多经后人辑补，同一条材料在两处重出，是这一类书的常例，不必因此就怀疑所记之事全不可信，也不可反过来，因为它记得详细就当作实录。分辨哪一笔是谁记的，再谈故事讲了什么，才算读得稳。

　　也因此，本文后面凡讲这一则的原文，都不把两则混着说。哪一个是舍人、哪一个是大夫，哪一处作何氏、哪一处另有他说，都分开摆。同一部书里自己都对不齐的地方，读的人更不该替它对齐，把两条记载掐头去尾地捏成一个说法。

二、两棵树是怎么长过去的

　　故事最要紧的一段，在两座坟分开之后。宋康王夺了人，又不肯让两人葬在一处，偏要把他们分埋两处；葬完之后还说了一句话，大意是：你们夫妻若真爱个不止，能让这两座坟自己合上，我就不再拦着了。这句话，成了整则故事真正的关口。

　　这句话本是气话。说它的人站在坟前，料定死人是做不到的。可原文接下来的事，正是冲着这句话去的——一夜之间，两个坟头各自长出一棵梓树，不过十来天，树干就长到了一抱粗，连站在坟前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自己那句话落空了。

　　更奇的是两棵树的形状。它们并不直上，而是各自弯向对方的那一边，根在土下互相交错，枝叶在土上彼此勾连。分开埋的是人，长到一处的却是树。让一句气话当场落空，靠的不是神仙，是草木；不是谁显了灵，是两只坟头自己长了过去。

　　这一点在志怪里很值得说。写这一类故事的人，遇上有冤要伸、有情要成的场面，多半会请出神来主持，或托梦，或显形，总要有一个能开口的角色来断这桩事；而这一则从头到尾没有神，没有仙，也没有显灵托梦，只有两棵树自己长过去。

　　它不解说天意，不交代报应，也不问缘由，只把两棵树的形状摆在那里，让读的人自己对上那句气话。这种写法在志怪里并不多见：别的条目忙着安排一个能开口的角色，这一则偏偏一言不发，把最重的一笔交给草木去写，反而比显灵更有力。

　　还有一处细节常被读漏：树是梓树。梓木在旧日是常用的木材，也是坟上常栽的树。选择梓树未必只是随手一写，把坟头长出来的东西写成寻常可见的树，读的人不必想象一种从未见过的奇木，只要想起自家村外坟地上见过的那种树，画面就齐了。

　　树长成之后又有鸟。两则记载都写有一对鸟栖在树上，交着颈悲鸣，声音听来凄切，于是这一对树便被叫成了相思树。树的名字不是树自己得的，是那对鸟的哭声给的；先有夫妻，再有树，再有鸟，最后才有一个名字落在树上。

　　这个名字的分量在「相思」二字。旧日的词里，思是惦记，相是彼此，两个字连起来，说的是两个人互相惦记而不得见。用它给两棵树命名，等于把这一对夫妻的心事直接写在了树身上——树哪里会思念，思念的从来是活着的人，是后人替它取的名。

　　这里可以拿两则的差异再对一次。前一则的结尾说「相思之名，起于此也」，把这棵树的命名归到韩凭夫妇头上；后一则只写两树相就，没有交代名字是怎么来的。同一件事，一则管命名，一则只管形状，两笔合起来，才是后来人熟悉的那个「相思树」。

　　两棵树的形状，其实也替读者回答了一个问题：什么样才叫分不开。答案不是「他们又住在一起了」，而是「他们连站着都不肯站直，一定要朝着对方偏过去」。一个动作胜过一句誓言；康王拦的是死人，输给的却是两棵不肯立正的树。

三、连理本来是个吉兆，不是情话

　　要看懂那两棵树，得先知道汉代人怎么看长到一处的草木。在汉代，两棵树合生、两根相接，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连理；它不算奇事，而算好事——地方上要报给朝廷，史官要写进史册，是要留下名目的祥瑞，与凶兆恰在两头。

　　祥瑞是给朝廷看的。草木长到一处，先由地方报上去，再由史官记下来，意思是君臣同心、上下和睦；这样的记载在汉代的史书里不是一两处。同样的两棵树，摆在汉代的书里，说的是政事；它长在哪里、由谁上报，都比它像不像两棵树更要紧。

　　这是第一处前后时代的对照。汉代的连理树，长在官家的苑囿与史官的笔下，说的是君臣相得；晋代志怪里的这两棵树，长在两座坟头上，说的是夫妻相守。同一件事物，一个往上看，一个往下看，用处完全不同，连读它的眼光也是两副。

　　再看一层制度与传说的对照。《宋书·符瑞志》一类记祥瑞的篇目，把「木连理」与「白雉」「嘉禾」并列，写的是何年何地所出、有司如何上报；而《搜神记》把连理写成夫妻的收梢，写的是被分埋的两个人。同一种草木，官书要的是它的吉兆，志怪要的是它的情分。

　　顺着这条线往前追，还能追得更早。上古的《山海经》里就记着一种比翼鸟，说它不比不飞；《尔雅》里也有两边共生的草木。可见「非得两个才能成」这一类意象，在很早就有了，只是它们最初说的是物，是山川草木虫鸟之属，还不涉人事。

　　到了汉代，连理才开始多用来比人事，而且首比君臣。再往后，才一步步挪到夫妻身上。意象没有变，说的对象变了，从朝廷挪到了寻常人家。这一条挪动的路线，本身就是一部小小的观念史，只是它藏在草木的名目里，不细看便看不出来。

　　《搜神记》这一则正站在挪动的当口上。它把连理写给了平民夫妻，等于用旧日祥瑞的名目，去装一件私人的心事。这么做并不违背旧制，只是把上层的吉兆挪到了地上的坟头；格局小了，分量却重了，从前报给朝廷的事，如今由两个坟头自己办了。

　　这一挪，连词也换了。汉代说「连理」，晋代这一则说的却是「相思」——一个偏政治的名目，一个偏人情的名目。名字一换，看树的人就换了一批：从前是朝廷在看，此后成了寻常人在看自己的日子，看坟头那两棵树，其实是在看自己心里放不下的那点事。

　　所以「相思树到底是什么树」，第一层答案在这里：它不是山林里的某一科某一属，而是一个说法。树可以是梓，可以是别的木；要紧的不是树的品种，而是它长在哪里、为什么会长到一处、是谁站在坟前替它取了名字。名字比树活得久，这才是这条材料的分量所在。

四、从坟头两棵树，到「在地愿为连理枝」

　　故事流传之后，最先被后人记住的是那两个说法：相思树，连理枝。到了唐代，白居易写《长恨歌》，替一对帝妃写盟誓，用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两句，连理与比翼从此成了一副配好的对子，说的人张口就来，几乎不必再想它的来处。

　　这里要分清一层：白居易用的是词，不是故事。诗里既没有宋康王，也没有那两座坟，连韩凭这两个字都没有出现。志怪里那件惨烈的事，到了诗里只剩下一个温柔的比喻。同一个说法，讲故事的用法与写诗的用法，差得很远，混着读便两头都不准。

　　与此对照的，是比翼鸟的来路。比翼本出自早于《搜神记》的博物记载，《山海经》说它不比不飞，《尔雅》也提到过，本是写物的；而这一则写的是鸳鸯交颈悲鸣。一个出自上古博物的旧说，一个出自志怪的现场描写，后人却把它们对成一副对子，凑得极其工整。

　　对仗能凑得工整，正说明这两个意象有共同的脾气：都要两个才成。树要两棵才交得起来，鸟要两只才飞得起来，缺一个都不成立。写诗的人只需各填一字，画面就齐了；至于这两样东西原本出自哪一部书、说的是什么事，反倒无人细问，也没人觉得需要问。

　　一个说法用得越广，它原来的故事就越淡。后来的人说连理枝，多半只想说彼此不分开，未必知道它背后有一对夫妻是被分埋的；说到相思树，也多半只当成一句吉利话。典故的脾气就是这样：它取走一个画面，把画面里的血与火留在原处，一样也不带走。

　　还有一层变化落在名字上。韩凭的妻子在《搜神记》里姓何，别的本子作息；韩凭的官职，一作舍人，一作大夫。到了后来的方志与诗文，称谓更是各写各的。同一个人，在过了一千多年之后，他是什么官、妻子姓什么，都成了可以随意的地方。

　　名字会走样，故事却大体没走。被夺、被分埋、两棵树长到一处，这三步在各类转述里一直没散。这恰好说明传说的力气用在哪里：情节是它自己守得住的骨头，姓名与官衔只是披在外面的衣服，衣服可以换，骨头不会换，换了名字也还是那两个人。

　　再把这一则与同一部书里别的条目对照，心思就更清楚了。卷二记有女子化为蚕的一则：女子因一句戏言许诺，后来马死皮张，卷女而去，女子与马皮一同化作蚕。那一则走的是「死而变形」的路子，这一则走的是「死而长成树」的路子；一个变成虫，一个长成木，说的却是同一件事。

　　两条路子用同一份心思，说明这不是作者的偶然笔法，而是这一类故事共用的办法：活人摆不平的事，让坟头去摆。所谓「相思树到底是什么树」，第二层答案就在这里：它是一种收梢的方式——把一段被权势硬生生截断的人事，交给草木替它续下去。

　　所以这一则在中国文化里的位置，不在志怪里最奇，而在它最正。它把生死相守第一次写成了一幅看得见的画：两个坟头，两棵树，根在下面交，枝在上面错。后来的诗、后来的戏，凡要写分不开，多半都从这幅画上取意；坟前长成的那两棵梓树，比许多堂皇的立传都立得久。

来源：《搜神记》卷十一《韩凭妻》《相思树》；《山海经》《尔雅》；《宋书·符瑞志》。

图片来源：《搜神记》明清刻本插图与古籍书影、历代方志舆图、汉画像石拓片，均为作品已过保护期的图像，仅作说明性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