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女排世界冠军，孙晋芳信任她袁伟民夸赞她，不要官职只当教练

捧茶闲叙，落笔成书。以茶书唠唠赛场健儿，看看光鲜背后那些热血又有趣的故事

就在前些日子，我留意到了2025年秋天发生在浙江海宁一场挺特别的赛事。

当地的一处体育馆里，正在举办一场国际气排球邀请赛。

场边站着一位带队的领队，满头白发，身板硬朗，扯着嗓子指挥起场上的上海女队队员时，那股子精气神简直能把房顶掀翻。

这位69岁的老太太叫周鹿敏。海宁斜桥镇是她生根的地方，而她身上最亮眼的标签，是当年名震天下的老女排世界冠军。

我仔细琢磨了周鹿敏这大半辈子的轨迹，从当年在国际赛场上拿金牌，到后来当教练，再到现在回老家带着一帮人打气排球。

我个人特别感慨的是，在这个人人都急着往C位挤、人人都想当主角去“扣杀”的年代，周鹿敏这大半生，其实只干了一件事——

她一辈子都在心甘情愿地给别人“托球”，并且把这件容易被当成背景板的活儿，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今天我不想复述什么光辉岁月，我就想结合周鹿敏那些非常真实的个人选择，来聊聊我对她、对排球，甚至对做事逻辑的一些看法。

一、最佳二传去当替补，这事儿换几个人能忍？

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四十多年前。

我一直觉得，早年间咱们国家选拔体育苗子的方式，有一种简单粗暴但又出奇精准的魅力。

1956年出生的周鹿敏，初中毕业时身高就蹿到了175厘米。

1972年，16岁的她连排球都没正经摸过，就被上海体工队的教练在人群中一眼相中。

说实话，我对这种“盲盒式”的选拔非常好奇。现在的小孩练体育，那都是从小报班、测骨龄、搞科学评估，但周鹿敏当年就是一个完全不懂球的傻高个。

可我特别佩服她身上那种老派人的朴素认同感——既然人家挑了我，既然我决定吃这碗饭，那我就得端稳了。

没有热爱作前提，硬生生靠死磕。每天练八个小时，每周跑三千米跑到心率飙破两百，膝盖半月板伤了打封闭接着上，腿动不了就练上肢。

这种苦，我觉得真不是一般人能咽得下去的。

到了1979年，她靠着这股狠劲拿下了第四届全运会的“最佳二传手”，并且成了那一届唯一入选国家队的上海队员。

但真正让我对周鹿敏刮目相看的，是她进了国家队之后的处境。

当年的国家队是什么神仙打架的地方？郎平、陈招娣、张蓉芳全在。

而周鹿敏打的是二传，当时队里的绝对核心、场上队长孙晋芳，打的也是二传。

这就意味着，堂堂全国最佳二传，到了国家队只能坐冷板凳，当替补。

我经常跟朋友探讨竞技体育里的“替补心理”。我认为，替补其实比主力更难当。

主力有光环撑着，有心气顶着，而替补呢？平时当陪练被折腾得半死，一旦场上局面乱了，你要立刻上去救火，要是救不回来，锅还得你背。

很多有实力的人在这个位置上会心理失衡，会觉得“凭什么是我”。

但我看周鹿敏，她不仅没有疙瘩，反而成了主教练袁伟民手里最稳的一张牌。袁伟民夸她手感好、脑子活、战术意识强。

队友也信任她，管她叫“小孙晋芳”。她在场下把主力喂得舒舒服服，在场上能在关键时刻稳住阵脚。

我觉得，能拿世界冠军的人肯定都有天赋，但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自己的角色，为了团队把自己的身段柔软地降下来，这绝对是一种顶级的修养。

在1981年东京那个让全国沸腾的夜晚，中国女排3比2拼下日本队首次夺冠，周鹿敏就在那个队伍里。

虽然因为各种原因，她没赶上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留下了遗憾，但在我心里，她这种能把“绿叶”做到极致的人，本身就是一座不可替代的冠军奖杯。

二、放着铁饭碗不要，偏要去干吃力不讨好的活

周鹿敏在1984年退役了，当时她28岁。

接下来她做的一个决定，我真的是打心底里觉得不可思议。

在那个年代，像她这样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世界冠军退役，组织上早就安排好了进机关、当干部的好路子。

我问过自己，如果换作是我，打了十几年球，落下一身伤，面对一个坐在办公室里风吹不着雨淋不到、以后还能步步高升的铁饭碗，我会不会心动？百分之百会。

可是周鹿敏居然摆摆手，拒绝了。她选了去上海体育学院苦读两年书，然后在1986年又回到了上海女排当教练。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如果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利益，那一定是因为她心里装了更纯粹的东西。

周鹿敏心里装的只有排球。但当教练这活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妥妥的“背锅侠”加“苦行僧”。

她当教练有她自己毒辣的眼光。比如当年她挑中了12岁的诸韵颖。

这事儿我也觉得特别逗，别人嫌诸韵颖个子矮，不敢要，周鹿敏看了一眼人家反应快、协调性好，当场拍板留下。

我特别欣赏她这种不唯身高论、只看核心特质的用人哲学。事实证明她赌对了，诸韵颖后来成了国内顶尖的二传。

但干教练背后的代价，看资料的时候我是真觉得挺心酸的。女儿从小严重哮喘，过年不回家是常态。

有一次她在重庆机场为了赶回上海给急救的女儿签手术同意书，生生等了八个小时的飞机，半夜十点多才赶到医院。

关于这些，她很少对外倒苦水，只说那是“正常”的。

我特别反感有些媒体总是把体育人的家庭牺牲当成一种高高在上的颂歌来唱，我觉得那不叫伟大，那叫不得已的残忍。

我能感受到周鹿敏作为母亲在那一刻的撕裂感。她只是把一切都扛下来了而已。

而最让我拍案叫绝的，是她离开教练岗位时的那个小插曲。她带了上海女排十二年，呕心沥血，却没能在任内拿到全国冠军。

1998年她因为身体实在吃不消辞职了，结果前脚刚走，上海女排当年就拿了联赛冠军，紧接着就是一波恐怖的联赛全运会五连冠。

说实在的，如果是我，我估计得憋屈死——我辛辛苦苦种的树，结果刚离职，别人把果子摘了。

可周鹿敏是怎么说的呢？她乐呵呵地自嘲一句“看来是我运气不好”，然后接着说：“不过花终究还是开了，也很好。”

我反复咀嚼这句话，这绝对不是什么公关辞令，这是一种阅历沉淀下来的大度。

我觉得她活得太通透了，她是在享受“托球”的这个动作本身，至于最后扣球得分的荣誉算在谁头上，她早就不在意了。

三、把竞技场上的遗憾，在老百姓的场子里补回来

后来，周鹿敏去体育管理部门干了行政，但真正让我觉得她把排球玩出新花样的，是2006年她遇到气排球之后的故事。

气排球比正规排球轻得多，个头大，飞得慢，打在身上不疼。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这玩意儿简直像小孩子过家家。

但我特别佩服周鹿敏的敏感度，她一眼就看出，正规排球门槛太高了，普通人根本玩不了，而气排球，正是普通大众能参与的宝贝。

我经常观察身边退休老人的生活，除了下棋就是广场舞。

周鹿敏硬是拿着气排球，去社区里给那些不好意思跳广场舞的老大爷们找了个体面的乐子。

然后她又办亲子赛、白领赛。现在很多职业运动员退役后，要么进军娱乐圈，要么搞商业变现，很难再接地气了。

但我看周鹿敏，她是真的一头扎进了基层，跟老百姓玩到了一起。

她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年轻时打排球那是竞技体育，现在是把年轻时没玩够的快乐补回来。”

我认为这是很多专业运动员一辈子都没能走出来的一个死胡同——他们把运动和痛苦、竞争、金牌完全绑定在了一起，退役后再也不想碰球。

但周鹿敏做到了和解，她把高高在上的竞技项目，还原成了纯粹的游戏和快乐。

更有意思的是那个“妈妈队”。当年老女排的队员们私下开玩笑说以后生了女儿要组个小女排，结果女儿们没走这条路，这帮当妈的自己拿起了气排球，满世界去打比赛。

我觉得这种松弛感简直太棒了，不再背负什么沉重的期待，就是一群老姐妹在享受排球。

直到今天，2025年了，69岁的她还在老家海宁带队打气排球邀请赛。

结尾：做一个永远在“托球”的人

我其实一直在思考，在这个干什么都讲究投入产出比、干什么都想站在聚光灯下的时代，周鹿敏的故事能给我带来什么触动？

我觉得，她用一辈子的时间，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成功学的可能。

在赛场上，她把球托给主攻手，成全了中国女排的辉煌；在场边，她把机会托付给下一代球员，成全了上海女排的霸业；在退休后，她把快乐托付给了无数普通的老人和白领，成全了大众的健康。

我们不可否认，不管是职场还是生活，都需要那些能一锤定音的“扣球手”，但我也深深地认为，一个团队、一个社会能不能稳健地转下去，恰恰取决于有没有周鹿敏这样手稳、心静、愿意站在一旁默默“托球”的人。

她这辈子，不要官职，不抢风头。她只是拿着球，一遍又一遍地把它送到最舒服的位置。

我觉得，能拿得起世界冠军的担子，又能放得下世俗的虚荣，心甘情愿做一辈子铺路石的人，才是真正罕见且值得我们去尊敬的人。

这样的“绿叶”，她活出的光彩，其实一点都不比红花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