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开湘之女黄菊花：7岁与父亲分别，临终将一枚铜元交给儿子保管

1935年冬，陕北甘泉一带大雪覆盖荒野，红四团团长黄开湘因伤寒病重，住进军委卫生部救治。杨成武后来回忆，自己再次听到老战友的消息时，黄开湘已经被安葬在一处没有墓碑的雪地里。

这个结局，曾让黄开湘的名字蒙尘多年。有人误传他因无法忍受长征艰苦而脱离队伍，甚至把他的牺牲说成了“逃跑”。但杨成武始终不接受这种说法。他认为，黄开湘长期高烧，神志已经混乱，误把病房当成战场，才发生了那场令人痛惜的意外。

黄开湘生于1901年，江西弋阳人。家境贫寒，少年时学会木工和箍桶，靠手艺糊口。他的母亲与方志敏家族有亲缘关系。1926年，方志敏回到赣东北开展农民运动，黄开湘受到影响，开始为秘密农会奔走，并加入党组织。

那时的斗争没有后来人想象得那么从容。白天做木匠，夜里传递消息；表面上是普通乡民，暗中却要承担随时暴露的危险。凭着胆识和机敏，黄开湘参与建立了许多秘密农会，逐渐成为赣东北革命队伍中的骨干。

1929年，黄开湘随方志敏等人下山参加德兴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途中被敌方武装拦住盘问。面对盘查，他举起手中斧头，装作上山砍柴的樵夫。对方正准备放行时，有人认出了方志敏。情况危急，黄开湘立即出手，掩护同伴脱险。

那次行动之后，他当选县苏维埃军委主席，并兼任赤色独立营政委。斧头是谋生工具，也成了战斗武器，后来“斧头将军”的称呼，便在队伍中传开。

1933年，黄开湘率部前往中央苏区。朱德接见他时，曾称赞这位善用斧头的将领，并把缴获的手枪送给他。黄开湘起初不肯接受，周恩来也劝道：“你们为中央解决了困难，这些东西就收下吧。”

他这才收下手枪和手表。这样的细节很能说明黄开湘的性格：不是不喜欢武器，而是不愿把特殊照顾当成个人待遇。进入红军学校学习后，他担任红七军第十九师师长，随后投入中央红军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年底，黄开湘调任红一军团红四团团长，与政委杨成武并肩作战。1935年5月，红军抵达大渡河地区，红四团奉命从安顺场方向急行军夺取泸定桥。

命令来得很急。

黄开湘对杨成武说：“拼尽全力，也要按时赶到。”

部队冒雨翻山，沿着崎岖道路连续奔袭。两天之内击退沿途敌军后，又接到限期夺桥的命令。红四团一昼夜行进约二百四十里，终于赶到泸定桥。桥上只剩下十三根铁索，二十二名突击队员迎着火力冲锋，黄开湘在桥头指挥，杨成武协同作战。

这场战斗持续数小时。泸定桥被夺下，中央红军由此打开了北上的通道。黄开湘的名字，也因这场战斗留在了红军长征的战史之中。

然而，战功并没有让他的家庭得到团聚。黄开湘出征前，家中已有多个儿子参加红军并牺牲。临行时，他的妻子早已去世，家里只剩年迈母亲和年仅7岁的女儿黄菊花。

他把女儿叫到身边，嘱咐她听奶奶的话，照顾好老人。随后，他又向母亲承诺，等打完仗一定回来。老人舍不得松手，黄开湘却还是翻身上马，消失在村口小路尽头。

黄菊花记得的父亲，便停留在那一次告别。

黄开湘离家后不久，敌人进村搜查。黄菊花和祖母跟着乡亲躲进深山，前后约有两年。为了不暴露藏身之处，村民不敢生火，只能吃野菜、竹笋充饥。一次夜间躲避搜查，山洞里婴儿突然啼哭，孩子的母亲只得捂住他的嘴。敌人离去时，孩子已经没有了呼吸。

这些经历，黄菊花晚年仍常常提起。逃出深山后，祖孙二人靠乞讨度日。祖母病重，担心拖累孙女，只能忍痛把她送到别人家中。老人独自回到故乡，住在简陋棚屋里，一边拄杖乞讨，一边等待儿子的消息。

她等了一年又一年，直到去世，也没有等到黄开湘回来。

临终前，老人把黄开湘留下的一枚铜元交给黄菊花，叮嘱她一定要寻找父亲。可由于错误传言，黄菊花长期无法确认父亲究竟去了哪里。她不愿相信父亲是逃兵，却又拿不出证据为他辩白，这个心结一直压在心头。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弋阳党史工作者查阅杨成武回忆录，发现其中记载的“王开湘”，经过核实，确认就是黄开湘。杨成武也证实，黄开湘是在病重、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意外，并非逃离队伍。

杨成武还曾设法寻找黄菊花，留下联系方式，表示她遇到困难可以求助。可是工作人员离开后，黄菊花独自关上房门，哭了很久。那张纸条，她收进箱底，再没有拿出来求助。

她临终前，把铜元交给儿子邵爱福：“这是你外公留下的，要替他保管好。”

邵爱福后来在方志敏干部学院工作，常以烈士后人的身份讲述外祖父的经历。2019年，泸定方面的党史工作者还带来黄开湘的影像资料。看到当地街头出现他的事迹介绍时，邵爱福久久没有说话。

2021年，甘泉成立寻找黄开湘遗骸的工作小组，沿洛河两岸查找线索，弋阳方面也派人参与。黄开湘的五个兄弟同样牺牲在战场，遗骸至今难以确认。对黄家村的乡亲而言，寻找的并不只是一个人的归宿，也是几代人一直没有等完的消息。

那枚铜元被一代代交接下来，重量很轻，却承载着黄菊花一家几十年的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