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王愿坚，从史中寻诗（书里书外）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

郭 帅

　　长征，是一座文学的富矿。回望长征文学，“王愿坚”这个名字有着独特的意义。他的《三人行》《七根火柴》，是语文教材的常青树，镌刻进几代中国人的长征记忆。他参与编剧的《闪闪的红星》《四渡赤水》等电影，受到观众欢迎。他，是以非亲历者身份写长征的开启者。

　　叙述长征，最早是由长征亲历者开始的。从长征途中的毛泽东诗词、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邓发的《雪山草地行军记》，到红军将士集体创作的《红军长征记》，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剧作《长征》《万水千山》以及大型革命历史回忆录《星火燎原》，形成了壮观而可靠的长征书写。还有谁比这些亲历者更有优势去叙述长征？还有哪种叙述比亲历者的叙述更加可信？

　　然而，紧随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的再版和《星火燎原·长征》的征集，非亲历者王愿坚的《三人行》《七根火柴》等长征题材小说发表了。

　　王愿坚没有参加过长征。他1929年出生于山东诸城，长征开始时才5岁，16岁参军，主要在山东军区从事文化宣传工作，直到1952年调任《解放军文艺》编辑。从1956年开始，王愿坚参与《星火燎原》的编辑工作，前后达10年之久。10年中，王愿坚泡在革命战争史里，密集地接触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指挥者，面对面地了解他们的思想历程和真实情感。

　　编辑《星火燎原》的岁月，也让王愿坚深入了解长征：“读到了这页活生生的、饱含着血肉和情感的战争历史，如同进入了一个熟悉却又陌生的世界，我被深深地迷住了。”正是这些含血带泪、激动人心的故事，启蒙了王愿坚的长征创作，“慢慢地心里就起了这样一个念头：不是还有不少人没有听过这些故事吗？如果把这些故事用文字转述出来，让更多的人像我一样受到感染和教育，不是更好吗？”

　　但来自身份的压力也实实在在——王愿坚曾把表现周恩来长征侧影的短篇小说投往文学刊物，送审过程中遭到质疑：“作者没有参加过长征，怎么能写长征？”妻子翁亚尼在王愿坚去世之后也坦言，王愿坚一再被提醒“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他的内心不是没有焦虑。然而，他始终无法割舍“长征”，王愿坚曾这样描述一个作家被伟大题材所牵动的情景：“这些思想、感情和形象不断地敲着作者心灵的门窗，打扰着他的清梦，它们比安眠药的力量大得多。于是，他睡不着了，只好坐到桌前，扭亮了台灯，铺开了稿纸，把墨水和泪水一块儿流到稿纸上。”

　　最终，王愿坚用一篇接一篇、一篇是一篇的短篇小说坚定了自己的创作方向。

　　虽是小说，王愿坚要求自己必须“写得真”。为此，他下了大功夫。10年中，王愿坚两次踏上长征路，追寻长征的足迹，《七根火柴》《三人行》里的沼泽草地和《足迹》《夜》里的大雪山，都是他亲自走过的。他还持续走访亲历者：采访了十大元帅中的八位，开国大将中的六位，还有其他将军一二百人，至于一般亲历者更是难计其数。场景要真，情节要真，情感更要真。王愿坚偏爱使用第一人称，以此代入自己的真情实感，“把自己的体验、感情流进长征里面去”。有的作品甚至是他“从头到尾流着泪写下来的”。

　　王愿坚并不是原封不动地将素材搬进小说，而是进行了精细的艺术加工。他特别善于凝练意象。《七根火柴》中，他成功渲染了草地之上那夹在党证里的七根火柴，以小见大，映照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恢弘图景。《三人行》中，漫长的行军路上，“挤得那么紧，排得那么整齐”的人字形雁阵，象征着庄严行军的长征队伍，极具画面感。《肩膀》《足迹》《草》《路标》，从题目就能读出强烈的象征意味。写人物，王愿坚毫无保留地突出他们的灵魂之美。《党费》写一个党员把省下来的一筐咸菜作党费，写她在危险面前为保护同志挺身而出，结尾写道：“是的，一筐咸菜是可以用数字来计算的，一个共产党员爱党的心怎么能够计算呢？一个党员献身的精神怎么能够计算呢？”这样一颗晶莹纯洁的革命心灵，让人感动。

　　王愿坚小说的美，不是优美，也非血色浪漫的悲壮，而是一种崇高之美。这种崇高并非通过无限拔高人物和虚构情节来实现，而是扎根于坚实的史实。在长征这座革命的矿床上行走，王愿坚自述“我找的并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里蕴蓄着的另外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可以叫作诗。”为了在“史中寻诗”，需要“从时代的高度去分析认识历史”。由此，既不脱离现实又更高地表现了现实，其单纯而明朗的色彩，也弥补了只掌握二手材料的经验不足。“真实而崇高”成了王愿坚叙述长征的美学特征，也使长征这一革命历史资源的教育功能得到了极大发挥。

　　王愿坚曾立下“写尽红军英雄志”的宏愿，还把红军长征三部曲写出了提纲。1985年，当看到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写长征的作品在《参考消息》上不断登出时，王愿坚感到“对我的震动很大”，但他转而说：“即使他写10本关于长征的书，即使有10个美国人来写长征，我还是要写长征的。”这番话，表露了一个作家的自信和坚毅，以及沉甸甸的使命感。

　　回览长征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一批批更年轻的作家不断捧出新作。革命历史叙述的空间越来越开阔，一些作品在选材、体量、艺术表现等方面体现出创新与超越。他们接续了“真实而崇高”的美学形态，在“史中有诗”的艺术之路上走得更远、更自信。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