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牟林翰案到马某某案：虐待罪应当走出“家庭成员”的窄门

一个人是否值得刑法保护，不该取决于他有没有一张结婚证。

备受关注的牟林翰虐待案在2023年7月走完二审程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5日作出（2021）京0108刑初38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牟林翰与被害人包丽（媒体报道所用化名）虽未登记结婚，但已形成较为稳定的共同生活事实，其婚前同居关系属于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关系，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5日作出（2023）京01刑终27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相关裁判已经生效。判决生效了，但判决所引发的立法追问并没有随之结束。

长期共同生活的伴侣，可能没有登记结婚；父母再婚或者同居后，孩子可能与施暴者没有血缘关系；有些夫妻早已离婚，却仍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还有一些人虽然名为亲属，实际上早已不再共同生活。现实中的依赖、控制和伤害，并不会严格按照户口簿和亲属谱系发生。

然而，《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的虐待罪，仍以“虐待家庭成员”为入罪前提。面对非婚同居、离婚不离家、事实扶养等关系中的持续性暴力，司法机关不得不反复回答同一个问题：这些被害人，究竟算不算“家庭成员”？

牟林翰案曾把这个问题推到公众面前，二审维持原判使这一解释立场在该案中获得生效裁判确认。此后，马某某虐待案、指导性案例226号等案件，又从不同角度延续了相近思路。现在需要进一步追问的，不仅是司法机关能否通过解释将虐待罪适用于非典型家庭关系，更是：在同类案件相继出现、解释争议持续存在的情况下，是否应当由立法把适用规则和边界直接写清楚？

一、虐待罪保护的究竟是什么

现行《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基本犯原则上告诉才处理，但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

如果仅从字面理解，“家庭成员”似乎应当依据《民法典》确定。《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条规定，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为家庭成员。这意味着，除配偶、父母、子女外，其他家庭成员原则上还受到近亲属和共同生活两项条件的限制。

但《反家庭暴力法》采取了更宽的适用范围。该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

《反家庭暴力法》没有把共同生活者全部改称“家庭成员”，而是明确区分了“家庭成员”和“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这一表述本身说明：家庭暴力防治的重点，从来不只是身份，更是共同生活形成的特殊危险性。

201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进一步规定家庭暴力犯罪不仅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也发生在具有监护、扶养、寄养、同居等关系的共同生活人员之间；采取恐吓、侮辱、谩骂等手段，对他人的身体和精神进行持续摧残、折磨，也可能构成虐待犯罪。

这些规定共同指向一个结论：虐待罪真正需要干预的，不是普通社会关系中偶发的冲突，而是共同生活结构中的持续性支配和摧残。

共同生活会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也可能产生经济依赖、生活照料、情感依附和退出障碍。被害人往往不能像面对普通同事、邻居或者陌生人的侵害那样，简单离开现场、切断联系。施暴者也不只是实施一次暴力，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反复控制被害人的行动、交往、财产和意志。

因此，虐待罪的保护对象应当是共同生活中的人身权利、人格尊严和自主意志。婚姻、血缘和收养关系当然是重要标志，却不应成为不可逾越的形式门槛。

二、从牟林翰案到马某某案，裁判思路渐趋清晰

牟林翰案的特殊性，在于公开裁判材料并未认定牟林翰实施殴打等身体暴力，法院据以定罪的核心行为，是持续的语言羞辱、人格贬损和精神摧残。

法院认定，牟林翰与被害人虽未登记结婚，但长期共同居住，见过双方父母，处于谈婚论嫁阶段，在经济和日常生活上相互联系，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共同生活事实。因此，二人的婚前同居关系可以被认定为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关系。

在行为方式上，法院没有把身体暴力或者外伤作为认定虐待的必要条件，而是综合辱骂的内容、频次、时长、持续性和后果，认定持续性的语言凌辱、人格贬损属于精神摧残、折磨。

在死亡归责上，法院尤其重视被害人此前已经出现割腕、服药等高风险信号，牟林翰明知其精神状态不断恶化，仍持续实施辱骂。法院据此认定，这些行为是制造自杀风险并不断强化、提升风险的决定性因素，与死亡结果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这一裁判在肯定精神虐待可罚性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罪刑法定层面的疑问：将婚前同居伴侣纳入“家庭成员”，究竟属于可以为文义所容纳的扩张解释，还是已经越过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边界？这一争议尚未在学理上完全平息，但后续同类案件的裁判走向表明，司法实践已选择沿牟林翰案路径继续推进。2025年公布的马某某虐待案表明，牟林翰案并非孤立的司法例外。

马某某与苗某确立恋爱关系后共同租房生活，有结婚意愿。共同生活期间，马某某通过制造亏欠感、以分手相威胁、要求删除异性联系方式、随时报备行踪等方式，限制苗某的社会交往和个人发展，并长期实施辱骂、指责和人格贬损。苗某两次自杀未遂后，马某某仍未停止侵害，最终苗某再次服药自杀身亡。2025年5月9日，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一审以虐待罪判处马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该案系最高人民检察院2025年11月发布的依法惩治家庭暴力犯罪典型案例，发布材料记载马某某“认罪服法”，但未单独交代上诉及生效情况。

两案相隔数年，行为结构和裁判结果却高度相似：都是婚前同居，都是长期精神控制，都曾出现自杀未遂的风险预警，最终都因被害人自杀死亡而适用虐待罪的结果加重条款。

牟林翰案被纳入人民法院案例库和最高人民法院反家暴典型案例，马某某案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列为典型案例，表明成年婚前同居关系中的相近裁判思路正在得到延续。指导性案例226号则在未成年人随父母一方与其未婚同居者共同生活的情境中，确认了以稳定共同生活事实认定家庭成员的标准。这些案例的适用对象和规范效力并不完全相同，但共同显示出实质化判断的发展方向。案例所体现的裁判立场，仍不能替代刑法对犯罪对象和构成要件的明确规定。

三、需要扩大的不只是情侣之间的保护范围

将虐待罪适用于非婚共同生活者，并不只是保护恋爱关系中的成年人。对未成年人和其他依赖者而言，这种保护有时更加必要。

在抚顺女童被虐待案中，被害人童某某跟随母亲，与母亲的未婚同居者陈某某共同生活。陈某某与童某某没有血缘、收养或者婚姻关系，却长期对其实施殴打、罚跪、冻饿和凌辱，并另以热水浇淋等方式造成严重伤害。

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该案后来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指导性案例226号（2024年发布），其裁判要点明确：与父或者母的未婚同居者处于较为稳定共同生活状态的未成年人，应当认定为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

需要说明的是，指导性案例226号只解决了“与父母未婚同居者共同生活的未成年人”这一情形，不能直接泛化到全部成年同居伴侣，二者裁判基础存在细微差别。但这个孩子能否受到虐待罪保护，显然不应取决于母亲有没有与施暴者登记结婚。孩子已经实际进入对方控制的共同生活环境，法律就不能只看见关系形式的缺失，而看不见现实依赖的存在。

刘某坤虐待、重婚案则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刘某坤在已有配偶的情况下，与郭某某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并多次虐待郭某某及其女儿。法院认为，刑法对重婚行为的否定评价，不影响对实际共同生活事实的认定。最终，刘某坤被以虐待罪、重婚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需要提示的是，重婚语境下的共同生活，依然要满足“稳定共同生活”前提，并非只要构成重婚，就自动成立虐待罪的对象条件。

民法可以否定一种关系的婚姻效力，刑法却不能因此否定生活其中的人具有不可侵犯的人身权利。关系是否合法，与人是否应当受到保护，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四、司法能够解释，立法仍应明确

既然法院已经能够通过解释处理这些案件，是否还有修改刑法的必要？

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的范围，直接影响什么人可能被判刑，应当尽可能由法律条文明确规定。《反家庭暴力法》的参照条款和“两高两部”的司法文件，可以为刑法解释提供依据，却不能长期替代立法对犯罪构成要件的明确。

其次，这是统一裁判尺度的要求。关于离婚后继续同居者是否属于“家庭成员”，有研究梳理指出，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4）三刑初字第109号判决持否定立场，而该研究同时转引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6刑终142号裁定作为持肯定立场的例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1刑终47号裁定则认为，继母女关系及房产共有事实不足以证明存在虐待罪所需的“共同生活”要件，最终未支持虐待罪指控。共同生活达到什么程度才足够稳定？短期合租与婚前同居如何区分？恋爱关系是否必须指向婚姻？如果缺少明确的法律标准，不同法院仍可能作出不同判断。

再次，这是避免概念扭曲的要求。既然《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承认“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刑法就没有必要再通过不断扩大“家庭成员”的内涵来覆盖所有案件。与其把非婚同居者、寄养者、事实扶养者都解释为事实家庭成员，不如直接在“家庭成员”之外增加“其他具有稳定共同生活关系的人”。

这不仅是文字上的调整，更是立法思路的变化：从身份保护转向关系保护，从形式主义转向实质判断。

五、修改虐待罪，不能简单加上“亲属”和“亲密关系”

主张扩大虐待罪适用范围，并不意味着范围越大越好。

如果简单规定“虐待家庭成员、亲属或者具有亲密关系的人”，反而会制造新的问题。

亲属关系并不必然包含共同生活。没有共同生活、没有扶养依赖的远亲属之间发生侵害，应当根据具体行为，分别由故意伤害、侮辱、非法拘禁等刑法规范以及治安管理、民事法律规范处理，没有必要一律纳入虐待罪。

“亲密关系”则更加模糊。恋爱、分手后的纠缠、长期暧昧是否都属于亲密关系，难以形成明确标准。若只要存在恋爱关系就可能构成虐待罪，普通感情纠纷与持续性精神控制之间的界限将变得模糊。而且，采用“亲密关系”会把已经分手、并无共同生活的两性纠葛纳入，这恰恰是虐待罪本不想规制的范畴。

“长期共同生活”也不能机械理解为必须共同居住满一年或者数年。共同生活的时间当然重要，但对未成年人、重病患者等高度依赖者而言，较短时间内也可能形成严重的支配关系。

因此，更合适的概念是“稳定共同生活关系”。判断时应综合考虑共同居住的时间和频次、日常生活安排、经济联系、照料扶养、关系公开程度以及相互依赖情况。结婚意愿和见过父母可以作为辅助因素，但不应成为必要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实务中如何区分短暂试同居、断断续续同居与稳定共同生活，恋爱中部分时间同住、分开居住的情形如何甄别，仍然是现实难题。立法明确概念也无法完全消除个案判断，不能期待立法彻底消灭自由裁量。普通合租、集体宿舍、临时借住和一般恋爱关系，不应仅因具有居住或者亲密外观就当然纳入。

六、精神虐待入罪，也必须保留边界

明确精神虐待属于虐待行为，是修法的另一项重点。

长期辱骂、人格贬损、社交隔离、行踪监控、以自残或者泄露隐私相威胁，都可能逐步摧毁被害人的自主意志。其危害不一定立刻表现为外伤，却可能造成严重精神障碍，甚至把被害人推向自残、自杀。

但刑法不能处罚所有冷漠、争吵和不友善。精神虐待入罪，至少应满足三项限制。

第一，行为具有持续性、反复性，或者已经形成稳定的控制模式，不能仅凭一次争吵、一句恶语定罪。

第二，行为具有明显的人格摧残、恐惧制造或者意志压制性质，并与正常争论、合理管教、一般感情冷淡相区分。对未达到持续、反复或者稳定控制程度的一般情感冲突，不宜仅凭“精神PUA”等概括性标签认定虐待罪；尚未达到犯罪程度的，可以依法通过人身安全保护令、治安管理处罚和民事救济等方式处理，构成其他犯罪的，则依照相应罪名评价。

第三，必须结合行为频次、持续时间、具体手段、被害人脆弱程度和实际后果，综合判断是否达到“情节恶劣”，不能因为出现严重后果就倒推此前所有言行都是犯罪。

同样，虐待行为与自杀死亡之间也不能建立自动归责。应当综合考察虐待行为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被害人精神状态的恶化过程、行为人是否继续制造和升高风险、有无其他重大介入因素，以及死亡结果是否属于该风险的现实化。被害人此前已经出现自残、自杀等信号，而行为人明知后仍持续实施精神侵害的，通常是认定风险归属的重要事实，但不应将其机械设定为一切案件的必要要件。

现实中，被害人自杀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往精神心理疾病、其他重大生活事件等是否影响归责，需要结合其介入时间、作用程度以及与长期虐待的关系具体判断，不能简单以“多因一果”肯定或者否定因果关系，更不能把被害人的既往病史当然视为中断归责的因素。证据如何收集、介入因素是否足以中断风险与结果之间的联系，是此类案件的实务难点。自杀不是归责的捷径，严重后果也不能替代因果关系的证明。

七、法定刑和罪名衔接，也应一并调整

现行虐待罪将重伤和死亡放在同一档，统一规定为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难以体现结果差异。其基本犯最高刑为二年有期徒刑，也低于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基本犯最高三年有期徒刑的配置，体系上不够协调。

但提高法定刑，不能混淆虐待与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的界限。

虐待罪结果加重犯通常处理的是：行为人意图使被害人遭受持续痛苦，对重伤、死亡结果并不具有希望或者放任态度，但长期虐待逐渐造成伤亡，或者被害人因不堪忍受而自残、自杀。

如果行为人已经具有伤害、杀人故意，并以严重暴力直接造成伤亡，就应当按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处理。2015年“两高两部”《意见》对此已有明确区分。

指导性案例226号进一步表明，持续虐待之外另有独立伤害行为的，在其他虐待行为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应当数罪并罚，而不能以虐待罪一并吸收。

因此，提高虐待罪法定刑与准确适用重罪，并不矛盾。前者解决长期摧残造成严重后果时处罚不足的问题，后者防止以“家庭纠纷”或者“长期虐待”为名，轻纵直接伤害、杀人的行为。不过，是否提高以及提高到何种程度，仍需权衡虐待罪结果加重犯的责任形式，并保持其与过失致人死亡、故意伤害致死、故意杀人之间的刑罚梯度。本文提出的分档方案仅为倾向性方案；也可以采取保留现行法定刑、优先扩大主体范围和明确精神虐待的折中路径。

八、建议条文

以下首先提出包括主体、行为、法定刑和竞合规则在内的完整修改方案；如果立法机关采取分步修改路径，也可以优先修改主体和行为要件，暂不调整法定刑。

本建议同时将基本犯上限从二年提高至三年，以与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基本犯配置相衔接。如立法机关暂不准备调整法定刑，可保留现行二年上限，仅修改对象范围与行为方式。

综合现行法律、典型案例和上述边界，可以考虑将《刑法》第二百六十条修改为：

第二百六十条【虐待罪】

以殴打、冻饿、强迫过度劳动、限制人身自由、恐吓、侮辱、谩骂或者其他方式，持续或者反复对家庭成员或者其他具有稳定共同生活关系的人实施身体、精神摧残、折磨，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重伤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但被害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

本条所称其他具有稳定共同生活关系的人，是指基于同居、扶养、寄养等关系持续共同生活，并在日常生活、经济扶助或者照料扶养等方面形成稳定联系的人。具体认定，应当综合考虑共同居住时间、日常生活安排、经济联系、照料扶养情况及相互依赖程度。仅有亲属身份、恋爱关系或者临时、偶然共同居住事实的，不当然属于本款规定的人员。

同一虐待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在经常性、持续性虐待过程中另行实施故意伤害、故意杀人、非法拘禁、强奸等行为，独立构成其他犯罪，且其余虐待行为仍符合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依法数罪并罚。

关于告诉才处理的例外，此前曾有观点建议在例外中直接增加“控制”，但经斟酌认为，“控制”概念过于概括，可能挤压自诉制度功能，故改为通过司法解释细化：被害人因长期精神控制、社交隔离或者经济依附而丧失独立告诉能力的，可以认定为“没有能力告诉”。

如果立法机关暂时只准备作最低限度修改，最优先的两项应当是：将犯罪对象扩展为“家庭成员或者其他具有稳定共同生活关系的人”，并明确持续性精神摧残、折磨属于虐待行为。这一方案立法阻力更小，先解决主体范围这一最紧迫问题，量刑问题留给后续司法实践积累再完善。法定刑是否应当调整，则可以结合更多案例和量刑实证研究继续论证，避免单纯由公众对个别案件的情绪决定刑罚幅度。

虐待罪应当保护的，不是婚姻的形式，而是共同生活中每一个人不被持续摧残、支配和摧毁的权利。

牟林翰案二审维持原判，使以稳定共同生活事实认定家庭成员的解释立场在该案中获得生效裁判确认；马某某案和指导性案例226号则表明，相近裁判思路已在其他案件中得到延续和拓展。需要客观呈现的是，在立法修改之前，现行司法仍然依靠扩张解释处理此类案件，扩张解释本身存在争议，并非毫无代价。法律既不能因为没有一张结婚证，就对封闭关系中的暴力视而不见；也不能因为出现了死亡等严重后果，就放松构成要件和证明标准。把保护范围与适用边界同时写进条文，才是这些案件留给立法最现实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