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日本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历史学家峰岸纯夫教授逝世

日本中世史研究的重要学者、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峰岸纯夫（峰岸 純夫），于2026年10月25日因呼吸衰竭（呼吸功能不全）在东京都日野市的医院逝世，享年94岁。

峰岸1932年生于群马县伊势崎市，1959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1961年在该校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史学专攻修完硕士课程。他的学术生涯起步于高中教师，1975年进入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1982年升任教授，1994年成为该校名誉教授，其后又在中央大学文学部任教至退休。

峰岸纯夫是中国人民熟悉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在涉及日本近现代史与战争责任的议题上展现了日本历史学者的良知。

据《人民日报》1984年7月7日报道，时任东京都立大学教授的峰岸纯夫曾公开批评日本文部省对教科书的审定。他明确表示，教科书恢复使用被禁止的“侵略”一词是“应该肯定的改进”，但删掉日本军队侵略罪行的具体史料，则是一种“不彻底的反省”。他当时强调：“教科书必须正视事实，向人们公布真相”，“即使是本国的所作所为，也绝不能歪曲和美化”。

作为反战公共知识分子，峰岸纯夫教授是日本护宪和平团体“九条科学者の会”（九条科学家之会）的发起人之一。该组织以维护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即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为宗旨，这一背景也进一步印证了其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公共立场。

从“女堀”到新田庄：东国史作为方法论的起点

峰岸的学术路径从一开始就与关东地域的具体土地与权力关系深度绑定。其毕业论文研究的是赤城山麓的用水遗构“女堀”，随后经由新田庄与新田氏研究，进入中世东国史的核心地带。这一路径决定了他此后数十年的问题意识：中世的国家与社会，不是在京都的贵族日记中，而是在东国的庄园、公领、水系与武士团的现实关系中形成的。

他的代表作之一 《中世の東国——地域と権力》/《中世东国：地域与权力》（1989年） ，以上野国新田庄为轴心，考察了东国武士的在地基盤、室町期领主的存立形態、战国期的“领”与领国，以及浅间山喷发与庄园成立之间的自然—社会关联。

在该书中，峰岸将庄园公领制的实态与地域权力的形成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之内，而非将庄园视为孤立的土地制度。这一取向在他后续的 《中世東国の荘園公領と宗教》/《中世东国的庄园公领与宗教》（2006年） 中得到了延伸：他将足利氏、新田氏、安达氏等武士团所由出的庄园与公领的实态，与地域宗教的展开结合起来考察，试图说明权力结构、土地制度与信仰实践在中世东国是同一社会过程的三个面向。

“享德之乱”

在峰岸的学术贡献中，最具学界公共性的一项，是他对 “享德之乱” 这一概念的提出与论证。日本教科书长期将“应仁·文明之乱”（1467年）视为战国时代的开端。峰岸在研究中指出，关东的享德之乱（1454年起）比应仁之乱早了13年，由古河公方与上杉氏的对立引发，持续近三十年，是一场应被置于“战国”起点位置的内乱。

他在2017年由讲谈社出版的 《享徳の乱——中世東国の「三十年戦争」》/《享德之乱：中世东国的“三十年战争”》 中，系统阐述了这一主张。该书的介绍明确写道，峰岸“提倡”将这场战乱称为“享德之乱”，其“多年夙愿”是纠正“战国时代开始于应仁之乱”这一“根深蒂固的国民常识”。这一命名的意义并不止于年代学的修正。它意味着：“战国”的起点不是一个单一的中心事件，而是东国地域社会中权力重组的结构性过程。将享德之乱确立为一个独立的历史范畴，实质上是以东国史的视角，对以京都为中心的时代分期体系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

灾害、战乱与一揆：中世社会史视野的拓宽

峰岸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将自然灾害与战乱纳入中世社会史的核心议题。 《中世災害・戦乱の社会史》/《中世灾害与战乱的社会史》（2001年；新装版2011年） 的出版方介绍中写道，该书“凸显”了中世社会史的新侧面，并对“经济高速增长期被轻视的自然与灾害危机管理”提出了课题。在环境史尚未成为日本中世史主流议题的年代，峰岸已经将浅间山喷发与庄园成立之间的关系作为分析对象，其问题意识具有明显的先行性。

他的研究还覆盖了中世的一揆与宗教。在 《中世社会の一揆と宗教》/《中世社会的一揆与宗教》（2008年） 中，峰岸将一揆理解为一种社会结合与秩序形成的实践，而非单纯的反抗行为；宗教则被置于地域社会的组织原理之中加以考察。此外，他对网野善彦的中世史学采取了“批判的继承”的立场——既吸收了网野对非农业民、女性史与日本社会多样性的关注，又对其部分论断进行了基于实证的修正。这一姿态本身即体现了峰岸的治学风格：在理论视野上保持开放，在史料操作上坚持实证的边界。

除了学术研究和鲜明的反战“公知”身份之外，峰岸于1996年至1999年担任历史学研究会委员长。历史学研究会（历研）是日本最具影响力的跨领域历史学学术团体之一，其机关刊《历史学研究》是日本史学界的重要平台。担任委员长一职，意味着峰岸在中世史研究之外，承担了更为广泛的学科组织与学术公共事务。

据产经新闻报道，峰岸的葬礼与告别式将不举行。对于一个以“地域”与“社会”为方法核心的历史学家而言，这一安排本身或许也是一种姿态：他一生所关注的，是中世东国那些在庄园账簿、用水遗构与一揆契约中留下痕迹的普通人与权力关系，而非身后的仪式。他在“享德之乱”中为一个被京都叙事遮蔽的时代开端赋予了名字，在灾害与战乱的社会史中将被经济增长期忽视的自然与危机重新置于历史学的视野之内。这些工作所留下的，不是某一部单一的代表作，而是一条将东国的土地、中世的战乱与普通人的生存境况持续带入日本史学核心议程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