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6年9月，西山一处住地，叶剑英与邓颖超面对面坐着。毛泽东逝世不久，首都气氛异常沉重，许多老同志心里都明白，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较量正在逼近。
邓颖超很少外出。周恩来逝世后，她长期住在中南海西花厅，身体和精神都承受着巨大压力。可是，眼见局势出现异常，她还是离开住处，专程前往西山见叶剑英。
这次见面，不是普通的探望。
叶剑英当时已经在观察各方面动向。他没有急于表态，更没有贸然采取行动，而是把能够接触到的老同志、军队负责人和地方领导逐一纳入了解范围。有人来，他便听；有人问，他便谈；涉及关键问题时，则格外谨慎。
叶剑英有一句常被回忆材料提到的话：“他们成不了什么气候的。”这句话听起来平静，背后却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建立在判断之上的信心。
他看出的关键，在于那几个人虽然控制了一些舆论和局部力量，却没有完整的组织基础，也没有得到军队和广大干部的真正支持。更重要的是，许多老同志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只是行动时机与具体办法尚需商量。
邓颖超最关心的，正是军队和关键岗位上的态度。她提醒叶剑英，有一个重要人物必须在适当时候站出来。叶剑英明白她指的是谁，便回答说：“这方面的工作，正在做。”
邓颖超又说：“我此前已经提醒过他，要提高警惕。”
两位老战友没有再多说。特殊时期，话不能讲满，事情却必须想透。叶剑英所采取的办法，概括起来就是先广泛摸情况，再集中定方案。前一阶段接触面可以宽，后一阶段则必须极少数人知情。
王震在其中承担了联络角色。按照叶剑英的安排，他先后同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交换情况，也与有关方面沟通，随时把了解到的动向报告给叶剑英。王震办事干脆，行动谨慎，正适合处理这类不宜公开的联络工作。
邓小平当时处境特殊，却曾以“上街看看”为名，悄悄前往叶剑英住处。两位老战友见面后，没有大段铺陈，而是围绕形势、力量和可能出现的变化交换意见。陈云也通过王震表示，若要见面，可以由他主动前往，以免引起过多注意。
叶剑英并不只等别人登门。他同样主动接触军队和地方来的同志，利用见面、走访等机会了解基层反映。电话、电报等手段在当时并不适合频繁使用，许多话只能当面说，而且还要分人、分场合。
粟裕、宋时轮等将领曾多次前往叶剑英处。他们关心的，不只是叶帅个人安危，也在了解军队内部的思想状况。叶剑英常问：“你们那里有什么反映？”听到各地还有可靠的老部下时，他便提醒，要逐个打招呼，增强警惕。
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等军队领导，也成为叶剑英了解情况的重要对象。这样的接触，看似零散，实则是在一点点确认：关键时刻，谁能够保持清醒，谁能够执行统一决定，谁又可能受到错误指令影响。
叶剑英之所以被许多老同志信任，并非只因为他身居高位，更因为他在革命关键处置中表现出的稳重与果断。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在北上、南下问题上同党中央发生严重分歧。
当时叶剑英任右路军参谋长。他获悉有关密电内容后，立即设法将情况报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使党中央及时作出北上的部署。这个决定关系重大，也让许多同志更清楚地认识到，叶剑英在危急关头能够辨明方向。
毛泽东曾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评价叶剑英。所谓谨慎，并不是迟疑，更不是回避责任，而是把各种可能都考虑清楚；所谓大事不糊涂，则是在局势最复杂时，仍能抓住根本问题。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叶剑英还承担过统战、参谋、后方和地方建设等多方面工作。他既参与军事决策，也处理干部、教育和地方治理事务。长期的历练，使他熟悉军队运行，也了解党内不同层面的实际情况。
1976年10月6日，中央采取果断措施，粉碎“四人帮”。这场行动并非某一个人的单独决定，而是多位老同志共同努力、相互配合的结果。叶剑英承担了关键责任，却很少把功劳归于自己。
次日，他在有关会议上讲话，强调重大变革之后，责任更重，工作更艰苦，必须继承既定的革命事业。话说得并不华丽，却符合他一贯的风格：少谈个人，多讲责任；少作表态，多看行动。
1977年，叶剑英八十岁。家人原想为他办一场隆重宴会，他却认为不必铺张，只需像平日一样简单安排。那一年，老战友和老部下陆续前来祝寿。宴会结束后，他独自坐在书桌旁，写下“八十毋劳论废兴，长征接力有来人”。诗句不长，却留下了一个经历过风雨的革命者对事业传承的朴素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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