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2年春，福建漳州一带，红军东路军与当地百姓接触时，最先遇到的并不是枪火，而是语言障碍。部队中许多战士来自江西、湖南，听不懂闽南话，群众也难以准确理解红军的来意。就在这时，李兆炳走到了前面。
他是漳州人，会讲闽南方言，熟悉当地的乡土人情，也知道百姓最关心什么。有人问：“红军真是来打仗的吗？”李兆炳没有急着讲大道理，而是用乡音解释政策，说明部队纪律和对穷苦百姓的态度。
这份才能，看似只是会说几句地方话，实际却是打开群众工作的钥匙。
李兆炳早年就读于福建省立第二师范，受过较完整的教育。除语言之外，他还会唱歌、绘画，能够编排话剧。对于当时的红军来说，这些本领并不属于“闲情逸致”，而是开展政治宣传、组织群众、鼓舞士气的实用手段。
他把标语口号改成通俗的唱词，把抽象的政策编成短小的戏剧，再结合当地习俗进行讲解。群众愿意听，也听得懂。有关资料记载，红军在漳州等地开展工作期间，筹款和扩红取得了明显成效，宣传工作由此不再是单向喊话，而变成了与百姓面对面的沟通。
有意思的是，李兆炳的本领很快被带到了部队内部。
1933年，李兆炳随部队进入赣南，担任红一军团宣传方面的工作。当时根据地物资紧张，纸张难寻，印刷条件更谈不上充足。可部队需要一种能够及时传达消息、表扬先进、交流经验的内部刊物，于是，创办《战士报》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肩上。
办报不是写几篇文章那么简单。稿件从哪里来，内容如何核实，文字怎样让普通战士看懂，版面如何安排，印刷又靠什么完成，每一步都摆着难题。人手不够时，李兆炳既当编辑，也当记者，还要负责改稿、排版和印刷。
他常常忙到深夜。基层战士文化程度不一，他便从身边小事入手，教大家怎样写通讯，如何抓住人物特点，怎样把一场战斗、一件好人好事写得明白。慢慢地，部队中出现了一批能够拿笔记录、能够讲清道理的基层宣传骨干。
《战士报》刊登部队动态，也介绍战斗经验和先进人物。它的价值不只在于传递消息，更在于让普通战士知道，自己的行动为何重要，身边的同志为何值得学习。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红一军团领导，对李兆炳的工作多有肯定，把他视为难得的宣传人才。
三位元帅看重的，绝不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人，而是他能把宣传同部队建设结合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李兆炳继续从事政治宣传工作，主持创办《烽火报》。这份报纸在内容安排上更有针对性，设置干部和战士不同的阅读内容，还加入军事教育、战术知识、战例分析等栏目。对于缺少系统军事训练的部队来说，这些文字不是装饰，而是可以直接服务于训练和作战的教材。
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工作期间，李兆炳还组织宣传表演队。宣传队走进部队和驻地，通过歌曲、戏剧、快板等形式开展工作。后来，烽火剧团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也曾由相关文艺力量较早演出。
李兆炳最特别的地方，是能够把文艺宣传用于瓦解敌军心理。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为配合优待俘虏、争取敌军官兵的工作，他创作了话剧《血汗为谁流》。剧本没有停留在空洞说教，而是把国民党基层官兵遭受打骂、粮饷被克扣等处境搬上舞台，借人物命运说明他们为何被迫替少数人卖命。
演出时，一些俘虏受到触动，情绪十分激烈。有人说：“我们拼命作战，究竟是为了谁？”这类宣传并非单纯追求舞台效果，而是针对敌军官兵的现实处境，争取他们放下武器，减少对抗。
1955年授衔时，李兆炳被授予少将军衔。这个军衔背后，既有革命战争年代的实际工作，也有长期政治宣传对部队建设所发挥的作用。
遗憾的是，多年高强度工作使他的身体积累了严重病患。到了晚年，生活已经相当困难，他仍坚持整理革命经历，完成《往事琐记》，为研究早期红军宣传工作留下了重要文字资料。
1992年6月23日，李兆炳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其一生没有以冲锋陷阵闻名，却用方言、报纸、戏剧和歌声，把政策送进群众心里，也把部队的声音传到了最需要听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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