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难办,不只是因为庄则栋曾经批评过王猛,更因为庄则栋身上同时存在两种身份:一名成绩突出的运动员,一名曾参与重要外交活动的体育干部。如何定性,牵动着体委后续工作的方向。
王猛没有急着表态。他调阅档案,找人了解情况,又把庄则栋在乒乓球项目上的经历重新梳理了一遍。这样的处理方式,和简单划线不同,也没有回避庄则栋曾经造成的影响。
庄则栋少年时期便练习乒乓球,先后进入少年宫球队、市队和国家队。凭借直拍快攻打法,他在1961年、1963年、1965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男子单打冠军,成为当时中国体育界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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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4月,名古屋世乒赛期间,庄则栋与美国运动员科恩交往并互赠礼物。这次偶然接触,后来促成美国乒乓球队访华。4月7日,中国方面正式邀请美国队来访,乒乓球由此成为中美关系破冰过程中的特殊媒介。
这段经历不能被抹去。它既是庄则栋个人运动生涯的一部分,也与当时外交局势发生了联系。王猛在审查材料时,显然注意到了这一层,不把一个人的错误简单覆盖全部贡献。
庄则栋的问题,集中暴露在1974年前后。当时,他带头批评王猛,给王猛扣上所谓“资本主义体育观点复兴”等帽子,造成了严重后果。王猛身体受到影响,住院治疗,后来离开体委,回到部队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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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经历并不轻松。王猛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解放战争中参加过邯郸、淮海和渡江等战役,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按常理说,他完全可以把个人遭遇作为处理庄则栋的依据,但他没有这样做。
1976年10月以后,处理意见出现分歧。有人主张把庄则栋的问题按敌我矛盾办理,甚至提出开除或判刑;也有人认为,庄则栋虽然犯过错误,但不能否认其体育成绩和历史作用。
王猛提出的判断更谨慎:庄则栋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当把错误与贡献分开处理。这个结论并非替他开脱,而是避免在定性上走向极端。对体委来说,过度扩大案件,只会让本已混乱的工作继续停滞。
有工作人员曾担心,释放庄则栋会不会引起新的争议。王猛的态度很明确:“处理问题,要看事实,也要看以后能不能把工作做好。”这句话是否为当时原话已难以核实,但它概括了这次处理的实际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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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经过有关方面研究,庄则栋解除审查,调往山西省乒乓球队担任教练。这个安排既没有让他继续留在原来的权力位置,也没有把他的专业经验完全弃置不用,带有明显的教育和使用相结合的意味。
山西队当时条件一般,训练基础也不算突出。庄则栋到队后,没有摆资历,而是从步法、击球点和心理训练这些基本环节抓起。队员水平逐步提高,山西队很快在华北地区比赛中取得较好成绩,这说明“给出路”并非一句空话。
有意思的是,庄则栋后来提交了一份关于训练方法的报告,内容涉及步法衔接、击球时机和心理状态。王猛认可其中的实用部分,推动有关经验在更大范围内参考。过去的教训没有被当作唯一标签,专业能力也重新进入工作评价。
1980年8月,庄则栋正式解除审查。此后,他仍从事乒乓球教学和训练工作。1984年调回北京后,他曾在少年宫指导青少年,从基础动作教起。这个工作位置并不显赫,却与他最初接触乒乓球的经历形成了某种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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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猛在体委工作期间,关注的也不只是一个人的处理结果。他推动干部秩序调整,恢复部分科研和运动医学工作,重视训练设备与基层队伍建设。体育工作要重新走上正轨,靠的不是一两场比赛,而是训练、科研、选材和管理同时恢复。
这起案件的特殊之处,正在于当事双方曾有明显的个人冲突。王猛没有因受过伤害而扩大处置,庄则栋也没有被简单推入无可挽回的境地。对历史人物作出判断,既要看其错误造成的影响,也要看其一贯经历和实际贡献。
王猛后来于1981年8月调任广州军区政委,2007年6月29日在广州逝世。庄则栋晚年患病,2013年2月10日在北京逝世。两人的人生道路至此落幕,而1977年那份关于庄则栋处理意见,仍是新中国体育工作调整时期一件颇具分量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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