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海头条」中国职校出海，不只想开培训班

界面新闻记者 | 查沁君 界面新闻编辑 | 文姝琪

“你们兴奋不兴奋？”

听完一场来自中国职业院校的案例介绍，泰国商会副会长转向在场的企业家会员，抛出了这个问题。让他兴奋的，是这个来自福建长乐的案例：学校师生通过直播，在短时间内帮助当地卖出大量滞销农产品。

福软副校长邹莉莉对界面新闻回忆，在她接触的泰国部分农业地区，农民缺少直接连接市场的渠道。学校师生通过直播帮助农产品打开销路的实践，让当地企业家看到了合作的可能。

截至2026年8月，该校已与泰国、马来西亚、英国、西班牙等国的院校、教育部门及机构签署协议29份，海外合作院校19所。

这样的交流，是中国职业教育走向海外的一个切面。从铁路运维、机械制造，到直播、数字媒体，出海的课程正在随产业需求变化而扩展，中国职业院校也开始在更多国家寻找自己的位置。

前不久，鲁班工坊建设10周年座谈会在天津举行，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出席并讲话。从十年前在泰国落地的首个工坊，到如今遍及32个国家的38个工坊，中国职教出海持续拓展。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发布的《中国职业教育白皮书》显示，中国职业院校已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500多个合作项目。

规模之外，合作的内容也在变化。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在大会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职业教育与世界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合作，将从“人员交往”的1.0阶段、“项目合作”的2.0阶段，跃升至“标准引领”的3.0阶段。

从师生互访，到共同培养人才，再到课程、专业和评价标准的衔接，中国职教出海正进入更深处。对身处其中的院校而言，问题也随之具体起来：海外需要什么样的技能，一门国内成熟的课程如何在当地落地，一次培训之后，又能留下什么？

产业走到哪里，课堂跟到哪里

列车驶向海外之前，培养驾驶、检修和运营人员的工作就需要启动。

在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一台CR200J动力集中型动车组模拟驾驶台，为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的人才培养提供训练条件。学生在这里熟悉设备布局和操作流程，为日后走上铁路岗位做准备。

围绕马东铁项目，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参与制定了由三套核心技术标准构成、总计320万字的运营维护方案，并将其转化为教学标准，用于马来西亚本土运维人员培训。学校采取“2年在马来西亚学习、1年在柳州深造、3个月在项目现场实习”的模式，已累计培养学历生208人、培训技能人才660人次。

“企业产能落到哪里，职教服务就跟到哪里；产品标准推进到哪里，职业教育标准就对接到哪里。”柳州市副市长胡兰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地针对中资企业海外布局中“懂技术、通语言、熟法规”的高技能人才紧缺问题，开展定制化培养。

类似需求也出现在设备出口中。据公开报道，在巴基斯坦，客商曾因担忧售后维修力量不足，对采购中国农机有所顾虑；当地鲁班工坊培养的农机维修人才，为设备出口提供了技术服务保障。一台机器能否卖出去、能否长期使用，与当地有没有人会操作、会维修紧密相连。

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正是在这样的需求中逐渐拓展。早期的院校合作更多围绕师生交流、学历提升，以及引入海外课程和培养经验展开。随着中国企业扩大海外布局，职业院校开始更深入地参与境外人才培养，合作内容也延伸到专业建设、实训条件和师资队伍。

鲁班工坊记录了这一变化。十年前，首个鲁班工坊落地泰国，中方院校带去了师资、教学设备和课程资源。此后，泰国鲁班工坊先后完成三期建设，形成“一坊两中心”的模式，开设的6个国际化专业全部纳入泰国国民教育体系。来自中国的教学资源，逐渐进入当地学校的日常培养体系。

在鲁班工坊之外，各地职业院校也在探索不同的合作路径。

“国内职教出海领域有个说法，北有鲁班工坊，南有海丝学院。”邹莉莉对界面新闻表示，福软在参与海丝学院相关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与自身数字技术专业、企业办学背景相适应的方式。

这条路径也经历了摸索。邹莉莉回忆，学校早期推进海外合作时，市场上出现了不少中间机构，多为一次性服务，能促成一次交流或培训，却难以支撑长期共建。学校后来专门成立国际学院，组建团队，逐步直接对接海外教育部门和院校。

2025年赴泰期间，邹莉莉与泰国教育部职业教育委员会、民办教育委员会相关负责人面对面交流，介绍学校的专业建设和实训成果。在她看来，直接交流让对方更容易判断学校能够提供哪些资源，也让校方有机会了解对方真正想做什么。

随后落地的中泰职业技能培训，便从具体的教学需求入手。2025年12月，泰国教育部职教委组织来自18所院校的38名学员到福软学习。培训围绕AIGC数字人、信息通信、网络直播等领域展开，由福软提供教学和实训资源。

授课现场 / 受访者供图

“我们不是直接只找一个学校去跟他做专业合作。”邹莉莉说，获得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支持后，学校能够对接更多院校和骨干教师，再围绕不同需求开展合作。2026年3月，双方进一步讨论数字经济应用型人才培养，在标准共建、技能培训、数字资源和师资建设等方面形成合作框架。

与泰国斯巴顿大学的合作，则从一场电竞比赛打开了局面。

2025年4月，两校学生在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举行电竞友谊赛，此后共同举办中泰高校电竞联赛。赛事之外，双方继续对接课程和学分，推进交换生项目。2026年9月，斯巴顿大学11名学生来到福软，福软4名学生赴泰交换，合作开始进入彼此的课堂。

这一过程中，数字技能成为新的连接点。邹莉莉介绍，泰方合作院校希望学生到福软学习AI专项知识；直播助农的实践，则让当地商会和企业看到了课程与经营需求之间的联系。学校能够提供的内容，从赛事组织延伸到数字媒体、AIGC和网络直播教学。

福软由网龙举办，企业的海外业务网络，为学校接触合作方提供了条件。但对合作能否继续，邹莉莉的判断很具体：“我们提出的方案，是结合当地国家和部门的情况，从能优先落地的角度开始，一步步走。”

一门课程的跨国磨合

在与海外院校对接课程时，邹莉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些工具在国内已经很少使用，却仍是对方课堂上的主要教学内容。要不要换成新的，双方需要反复讨论。

“当地就业之后，企业和行业主要用的是哪个工具？”这是她和团队首先要了解的问题。新工具可以教，但原有内容是否替换，要看当地企业的实际使用情况。

工具的取舍，牵涉课程与岗位之间的关系。国内经过多年迭代的教学方案，到了海外，需要重新核对专业要求、课程设置和学分安排。同样叫计算机专业，不同国家的培养目标和课程结构也可能存在差异，专业名称相同，并不意味着课程可以直接互认。

邹莉莉对界面新闻表示，每推进一个专业的合作，双方都要先做匹配，再由教师进行多轮交流，在保留核心培养目标的基础上调整教学内容。对方还要结合自身教学基础、设备条件和产业需求，判断哪些内容能够引入、哪些需要保留。这使得一个专业的合作经验，很难原样复制到另一个专业。

技术更新的节奏，也未必与当地需求同步。邹莉莉曾向海外合作方介绍电竞相关专业，对方愿意了解，却没有立即引入的打算。在那次交流中，对方更关心的是网络覆盖等基础设施，以及相关建设需要多少技术人员。

这让她意识到，合作方对新技术、新业态感兴趣，与决定投入资源培养相关人才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学校需要先了解当地产业走到了哪一步，有哪些岗位，才能判断课程应该从哪里开始。

课堂上的磨合还涉及对技术的态度。与泰国部分设计专业师生交流时，邹莉莉发现，一些已有较强设计能力、拿过奖项的学生，对AI抱有戒备：多年训练才掌握的技能，AI可能在几分钟内就完成，甚至呈现出更好的效果。这种担忧会影响他们学习新工具的意愿。

但在她后续接触的交换生中，情况又有所不同。2026年9月，11名泰国学生来到福软交换学习。开课几天后，她向教师了解学生的适应情况，得到的反馈是，学生对AIGC课程的接受程度较好，也具备一定基础。“真的去接受它、享受它带来的效率和成果，这个观念是可以转变的。”邹莉莉说。

类似的调整，在成熟的工业领域同样存在。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为马东铁项目制定运营维护方案时，就遇到了人员配置和岗位分工的差异。中国铁路运维与马来西亚的用人安排不同，后者也没有独立的安检和站务体系，相关工作需要结合当地条件重新组织。

“最困难的是将工作标准与对方国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该校铁道运输管理学院院长廖建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完全照搬中国标准“没有生命力”。这意味着，技术标准转为教学内容之前，还需要回答由谁完成工作、承担哪些职责，以及应当具备什么能力。

当合作进一步涉及技能证书和评价体系，对接会更加复杂。

福软在与马来西亚洽谈时，曾讨论人工智能训练师、全媒体运营师等培训项目，却发现双方现有的职业证书体系难以直接对应。对方有培训需求，但课程引入之后如何评价、如何与当地证书和就业要求衔接，仍需进一步研究。

“原来我们觉得对接完还不错，后来实际对接，当地产业发展节奏对培训需求影响比较大。”邹莉莉说，这项合作需要寻找新的方式，目前仍在交流。一次洽谈达成意向之后，专业和认证层面的细节，才会逐一显现。

在邹莉莉看来，中国院校提供经验之后，还要与当地的教学和认证体系兼容，帮助合作方逐步形成适合自身的标准。

“我们输出的标准，再结合当地情况，最终在海外形成适配当地的人才培养标准，服务海外企业和中资企业，真正做到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才对大家都有帮助。”

这也是职教出海从项目合作走向标准合作时，必须处理的问题。在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刘勇表示，职教国际合作正从早期的设备、教材等资源型合作，转向以专业、课程、实训、师资和认证标准为核心的体系化标准建设。

大会发布的《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北京协议》），则试图为不同培养体系之间的对话提供共同基础。对一所具体院校而言，这些对接最终仍要落实到一门课如何设置、一次实训如何评价，以及学习成果能否被合作方承认。

课程能够开起来，只是合作推进的一步。当地教师能否接着教，教学内容能否随产业更新，学生的学习成果能否转化为继续升学或就业的机会，还需要更长时间检验。

职教出海，如何走得长远？

一位泰国女校长的请求，让邹莉莉印象很深。

对方曾随泰国教育部门的代表团到访福软两三次，看过学校的课程设置和实训条件后，希望把学生送来学习。她告诉邹莉莉，只要学生能够负担，她们学校可以不考虑盈利，先送一个班、两个班过来。

但问到具体费用，女校长又比较担忧了：按照福软面向国内学生的收费水平，对她所在学校的部分学生家庭而言，仍有压力。

“不是不愿意做，而是对她那边学生来说会有压力。”邹莉莉对界面新闻表示。

师生跨国流动涉及交通、食宿和教学成本，课程共建需要教师持续投入，实训设备还要维护、更新。一次交流可以依靠双方热情促成，长期合作则要解决谁来投入、如何分担，以及投入之后怎样持续运行的问题。

邹莉莉介绍，福软目前的国际合作由不同渠道支持。其中，援外培训项目有相应经费；与泰国合作方开展交流，则根据具体项目分担费用。作为民办院校，学校也会从办学资金中安排预算，支持国际合作。

“现在更多是做好平衡，尽量不变成一个负担。”

与K12教育企业常见的工具类产品出海相比，职业院校的海外合作有着不同的投入和回报方式。学习应用、教学软件等产品，可以通过订阅、授权或采购收费，开发完成后向更多用户提供服务。

职业院校开展师资培训、课程共建和联合培养，则需要针对当地的专业要求、设备条件和就业需求反复调整，每增加一个合作项目，往往都要投入相应的教师和教学资源，难以依靠同一套内容快速复制。

这也让职教出海的收益更难在短期内体现。部分项目虽有培训经费或由合作方分担费用，仍未必能够覆盖学校的全部投入。

“单纯算经济账，投入产出短期并不对等。”邹莉莉对界面新闻表示，福软现阶段更看重合作能否改善人才培养、拓展师生发展空间，以及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一次培训结束后，当地教师能否继续授课、课程能否进入日常教学、学生能否将所学用于工作，都需要持续跟进。

但投入也有边界。

福软曾考虑在海外设立学校，或与当地院校共建二级学院，并与塞拉利昂教育部门达成过相关意向。在邹莉莉看来，海外办学不是意向达成就开学：产业对人才的需求逐步增长，人才培养本身也有周期，这些都需要时间。

海外实体办学涉及场地、设施设备等投入，还要面对经济环境、国际形势和地缘因素的变化。人才培养又需要连续、稳定的教学安排，很难在几个月内看到完整效果。

“真金白银投在那边，不管是盖楼还是设施设备，都要面对很大的不确定性。”她说，尤其对民办院校而言，每一分投入都出自办学资金，什么时候投、往哪里投，讲的是天时地利。

职教出海的成绩，难以只用签署了多少协议、举办了多少次培训来衡量。一批学员结业之后，能否将所学用于教学或工作；中方教师离开之后，当地教师能否继续授课；设备和软件更新之后，课程能否跟上，才逐渐显现出合作的长期价值。

鲁班工坊十周年之际，行业的关注点也在向运行质量延伸。

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公布了鲁班工坊建设通用要求、工程实践创新项目教学模式实施要求、教学装备通用要求、运行质量评估指南等四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4月1日起实施。其中，运行质量评估以三年为一个周期，推动工坊从设立、建设走向持续评价。

制度建设背后，是合作规模扩大后更加具体的运行需求。院校与企业怎样共同开发课程，企业技术怎样转化为教学资源，境外合作方如何参与建设与评价，都关系到项目能否长期发挥作用。

教育部也提出，要支持鲁班工坊高质量建设、可持续运行和内涵式发展，推动中外校企协同、企业行业深度参与。

在邹莉莉设想的合作中，中方院校提供前期示范、资源和经验，随后由当地教师和学校逐步承担教学、更新课程，并与当地认证体系衔接。“最核心的，是当地整个职业教育系统能够实现自主运营、迭代运营，并且这个标准能跟中国的标准实现互通。”

让福软团队感触最深的，是来福软学习的海外学生——交流活动中，他们脸上那份真挚的喜悦与收获知识的满足，是对所有投入最直接的回应。

“职教出海要面对不少挑战，但国家是后盾和产业出海的大旗，这就是我们的动力和底气。”邹莉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