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秋，广州街头，李作鹏奉命约见老首长陈光。两人相识多年，一个曾是威震战场的将领，一个长期在他身边担任参谋。此时再见，谈的却不是战事，而是陈光今后的行动问题。
这场会面没有激烈争执。陈光听完安排，只是沉默片刻，对李作鹏说：“事情既然这样，你也是奉命办事，不怪你。”这句话看似平静，却让李作鹏多年难以释怀。
陈光的军旅生涯，起点并不低。土地革命时期，他先后担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师师长。红一军团内部进行整顿时，林彪一度离开部队到红军大学任职，陈光曾代理军团长。
代理军团长不是普通的临时安排。红一军团将领众多，战斗经验丰富者并不少，能够被推到这个位置，说明陈光既有资历，也有带兵打仗的威望。他在战场上作风果断，遇到硬仗敢于承担责任，这种特点很受基层官兵认可。
抗日战争爆发后，林彪因平型关战斗后负伤离开前线，陈光代理第一一五师师长，罗荣桓负责政治工作。第一一五师主力后来进入山东，与当地抗日武装共同开辟根据地。那段时间，部队作战频繁，干部调动也多，陈光承担了相当重的军事指挥任务。
有意思的是，他并非只会冲锋陷阵。战争环境下，部队扩充、地方关系、后勤补给和干部配备，都需要军事主官处理。陈光在山东坚持作战多年，能够把一支外来部队逐步扎下根，靠的不只是勇猛，还有一定的组织能力。
1943年，陈光被调往延安学习。抗战后期，干部学习和整训成为重要安排，许多将领都经历过类似调整。对陈光而言，这既是工作转换，也是一次重新审视自身经验的机会。
解放战争开始后，他被派往东北，先后担任东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司令员、松江军区司令员，并出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东北战场兵力庞大，作战区域广，部队协同复杂，这些职务足以说明他仍然受到重视。
问题也在这一时期逐渐显现。陈光打仗有决断，性格同样强硬，处理问题时不太善于周旋。战争年代，这种脾气可能转化为临机处置的魄力；进入相对制度化的军政环境后，个人意见与组织要求之间若出现冲突，矛盾便容易被放大。
1950年，陈光出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此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南方地区的部队整编、社会秩序恢复和地方政权建设同时展开，军队指挥越来越依靠制度和程序，不再完全取决于个人威望。
李作鹏也在这一阶段调到广东，担任第十五兵团参谋长。过去，他是陈光身边的参谋人员，长期接受陈光直接领导。如今两人的职务关系发生变化，老部下心里并不好受。据回忆，李作鹏曾对陈光的安排有所抱怨，认为参谋长虽有职务，却不能像司令员那样直接调动部队。
这番话背后，既有对现实的困惑，也有对老首长处境的担忧。可军队指挥权必须按照组织程序运行，个人之间的亲疏不能替代正式命令。李作鹏明白这一点，却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被安排去完成一项令他十分为难的任务。
上级要求他约陈光见面，并配合对陈光采取限制措施。李作鹏当时并不了解全部经过，只知道命令必须执行。他既不能公开违抗，也无法把所有情况向陈光解释清楚。对于一个曾经长期跟随的老部下来说，这种处境确实难以处理。
会面结束时，李作鹏陪陈光谈了一会儿，询问生活上还有什么需要。临别前，他低声说：“老首长，您多保重。”陈光没有追问，只让他放心离开。越是没有责备，李作鹏心中的压力越重。
1950年秋，李作鹏离开广州，之后对陈光的具体处境了解不多。1953年，相关问题有了处理结论；1954年，陈光在武汉去世，年仅49岁。关于他的经历和结局，后来经过重新审查，组织上作出平反，恢复了应有的名誉。
李作鹏对此一直难以释怀。几十年间，他很少把那次会面当作一件普通公务。直到晚年，他仍把这段经历看得很重。1994年，他赴北京探望陈光的夫人，对方当时已经病重，不久后病逝。那次探望，也成为两位老战友家属之间迟来的见面。
战争年代的上下级关系，常常建立在共同进退和生死相托之上；战争结束后，组织纪律又要求每个人服从新的制度安排。陈光与李作鹏之间的往事，正夹在这两种关系的交汇处。对李作鹏而言，命令完成了，心里的那块石头却并没有随之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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