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天真”的三个将军级特务战犯：一个以为自己不用进战犯管理所，一个认为自己该第一批特赦，还有一个想法更可笑

数九隆冬盼春光，三更半夜盼朝阳。也有人说应该是寒冬腊月盼春风，黑夜漫漫盼天明。据说两盼之后还有六盼，但有几盼不可言说，说了就成了对某个特定人群的调侃。

说起特定人群，我们不能不想起从1959年到1975年特赦的十批数百名战犯，他们不管被捉时多么顽固不化，在学习改造一段时间后，绝大多数都想通过特赦早点出去重新做一个有用之人，但太过盼望，想法就有些跑偏，比如咱们今天要聊的一个特务中将两个特务少将，就表现得有些“天真”——他们有的以为自己不用进战犯管理所改造，有的认为自己不但不用改造，甚至能直接释放“做官”，有的尽管罪大恶极，却认为自己只要学习改造积极，就能在第一批特赦，全忘了悔过自新不代表深重罪孽可以一笔勾销。

被俘时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文强写了《口述自传》和《新生之路》，被俘时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云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的沈醉写了《战犯改造所见闻》，细看这三本书，我们似乎都能想象到当年至少有三个将军级特务盼望特赦的心情有多热切，以及想法有多天真可笑，同时读者诸君根据他们被捉前的所作所为，也可以为他们应该何时特赦，给出一个公平准确的时间点。

当年具体有多少名战犯，曾任公安部第一局局长、副部长、国家安全局局长的凌云在《教育改造国民党战犯工作的回顾》（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1993年第四期）中有过精确统计：“1956年3月，经审定，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共926名，都是犯有严重罪行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级军官，国民党省以上党、政人员和特务系统的处、站长以上人员。全部国民党战犯分别集中关押在公安部监狱以及辽宁抚顺、山东济南、陕西西安、四川重庆和内蒙古五处，设立了五个战犯管理所。”

除了蒋系文武官员，还有由苏联政府移交来的在我国境内犯有战争罪行的日本战犯969名、末代皇帝溥仪等伪满战犯61名，帮阎锡山打内战被俘的日本战犯100多名，这些战犯在1955年、1956年高级战犯大集中时进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因为把他们跟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放在一起，是很容易出事的，“小煤山之战”中挨打的几个日本战犯很快就转走了，要不然再打一次，他们就可能没命了。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将军级战犯瞧不起杂牌，杂牌瞧不起特务，当然也不承认那些特务的中将、少将军衔，比如原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对包括戴笠在内的所有特务是十分鄙视和痛恨。

很多军统（保密局）特务在回忆录中都说自己是少将甚至中将，但战犯管理机关都知道，那些中将少将都掺了水，还是按他们的工作岗位分级比较合适——那些挂职中将少将军衔的特务，实际铨叙军衔可能只是中校少校甚至尉官，毕竟1945年3月8日之前，戴笠铨叙军衔也不过是步兵上校，但当军统局副局长时，就挂上了两颗将星，那叫职务军衔，因为按当时的级别，军统局正局长一般是上将或中将加上将衔的老蒋侍从室官员担任（如中将加上将衔贺耀祖、中将加上将衔钱大钧、陆军二级上将林蔚），戴笠以副局长主持工作，按规定时可以有中将职务军衔的。

军统局上将或中将加上将衔正局长不管具体事务，上校戴笠挂着中将军衔也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军统特务也极少穿军装，这一点在《潜伏》中饰演军统（保密局）天津站少将站长吴敬中的冯恩鹤曾在访谈中着重强调过。

军统（保密局）正式特务虽然有军籍，但晋升军衔却很难，因为不管是原先的“军事委员会铨叙厅”，还是后来的“国防部第一厅”，在审核特务军衔的时候都会卡脖子，像《潜伏》中那个天津站行动队中校队长李涯想晋升上校，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顶多是毛人凤给他一个职务军衔，那还得余则成没在晋升报告上做手脚，而陆桥山离开保密局进了“国防部”，却可能从职务军衔中校晋升上校，因为他的靠山是“国防部次长”郑介民，近水楼台先得月，吴敬中等人的少将军衔肯定是“职务”而非“铨叙”，因为他并非黄埔出身，在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深造过的孙立人，也是1945年3月8日才跟戴笠一起从步兵上校晋升陆军少将的，吴敬中这个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回来的叛徒，即使有同学小蒋和郑介民帮忙，也难以铨叙少将，但天津站是“甲种站”，是可以挂少将职务军衔的。

不管是职务军衔还是铨叙军衔，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三个特务，都是把自己当少将、中将的，比如文强就在《口述自传》中特别注明自己是胡宗南、孙连仲举荐、老蒋亲批的中将，沈醉则说自己是在被捉前不久才被临时戴上中将游击总司令的官帽，那个所谓的“游击总司令部”根本就没建起来，即使建了，也不过是十几个人马七八条枪，正规军一个连就能把他们剿灭，自诩武艺高强的沈醉，也承认自己在起义部队枪口之下只能乖乖地听话：“我心里明白，当时只要一反抗，他们就会立即开枪，先打死我。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索性双手高举，任他们全身搜遍。”

沈醉承认自己起义并非真心自愿，所以大有听天由命的意思，而曾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辕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长沙绥署办公室中将主任的文强，则认为自己被俘前已经脱离军统，是“军事参谋人员”，以为自己一进北京就会被老师接见并释放。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纳闷：“周总理在战犯名单中发现了我，就派萧劲光专程来济南看我。解放军政委告诉我：‘周总理来电报，欢迎你上北京。’萧劲光派了四个警卫把我送到了北京。到了北京，我以为能见到周总理，没想到把我送到德胜门模范监狱（即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我想，俘虏也送到监狱，周总理也没有见到，是怎么回事呢？”

文强从济南坐火车被“护送”到北京，一路上四位“陪同人员”对他很关心，车上也有水果吃，这难免让文强以为自己一到北京，环境马上会有改变（从山东出发时，确实有人告诉他到了北京条件会更好），结果进了战犯管理所，他才有些害怕了：“最先给我发的是‘甲27’号，心想：甲是什么意思？难道把我列为甲级战犯了？是不是甲=甲级战犯=枪毙？这是不够格的定罪呀！杜聿明是在公布的名单中列为特级战犯，就算我是他的代参谋长，列为甲级战犯也不够格吧？我在里面思想波动很大，因为把我列为甲级战犯，杜聿明倒是乙级战犯，我想，甲级战犯，怎么把我搞得这样高呢？够得上杀头的了。”

后来文强才弄明白，他住的是功德林甲字号胡同，杜聿明住的是乙字号胡同，跟甲级战犯乙级战犯没关系，后来文强搬进乙字号胡同，胸牌上的甲也变成乙了。

文强的中将是职务军衔还是铨叙军衔，笔者比较倾向于铨叙，因为当时胡宗南和孙连仲是走了正常程序的，而且他在湖南和徐州，做的也是中将级别的官，如果只是在军统时期获得中将“职务军衔”，后两次调动就可能变成少将，因为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比“剿总”低半格，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职务军衔应该只是少将——当时前进指挥部正参谋长舒适存当过第七兵团副司令、第二兵团副司令，是中将，跟文强同为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的吴宝云、刘伯中都是从“国防部少将部员”和“少将师长”位置上调来的，都是“少将副参谋长”。

文强不管是在济南还是北京，虽然不肯以文字形式认错，但并不抗拒学习改造，还当了功德林《新生园地》的文艺副刊主编，沈醉投稿，也得经文强审查——尽管文强基本不卡，但权力还是有的。

文强是《新生园地》文艺副刊主编，原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区长徐远举则是“表扬批评”专栏主编，就像我们现在的一张报纸，两个版面的影响力也是不一样的，据文强回忆，徐远举确实做得不错：“他感恩忏悔，认罪态度很好，学习劳动也积极，只要发现不利于改造的事情，如扯皮打架、分菜不匀、清洁卫生不负责、浪费公物等违反新生公约的自私自利现象，从不放过，他每每文不起稿地、毫不留情地揭发批判。”

徐远举就是《挺进报》案的罪魁祸首，还曾以酷刑对待江竹筠，重庆地下党组织多位高级干部被徐远举抓捕、诱降和杀害，其罪罄竹难书，但他居然以为自己改造积极，就该在第一批特赦。

1959年第一批特赦战犯三十三名，其中王耀武、杜聿明等十人出自功德林，也在功德林的徐远举大喊叫屈，沈醉亲眼见到徐远举简直是带头闹事：“很多人都有一肚子的话不敢说，只有急性子徐远举沉不住气，他大声嚷道：‘我也认真学习，劳动也流汗水，积极写材料，我哪件事不如人家，哪里不符合特赦标准？’他的话像一粒火星，使沉闷的空气爆炸起来，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喊出：‘是啊！我们哪点不如人家，为什么他们能得特赦，我们不能呢？’”

如果学点理论、干点活就能把他当特务时的罪孽一笔勾销，估计遇难者遗属都不会答应，徐远举认为自己应该在第一批特赦，不但是“天真”，而且似乎也不算真正的完全认罪。

比徐远举还离谱的，是“国防部”第二厅少将副厅长沈蕴存，熟悉蒋系特务组织架构的读者诸君都知道，“国防部二厅”和“保密局”都是情报、特务机关，二厅副厅长跟保密局副局长平级，沈醉对此十分清楚：“文强和我是军统局的多年老同事，也就是被人称为‘军统特务’的。沈蕴存却不肯接受特务这一不光荣的称号。按照一般情况说，国防部第二厅也和过去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二厅一样是搞谍报的，也就是搞军事情报的，一向是公开特务机关。”

郑介民是军统局最后一任正局长、保密局首任正局长，也当过军令部二厅和“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毛人凤都逃掉了，文强则在功德林见到了沈蕴存：“他对学习很努力，满想把自己学来的通讯专科技术一套贡献出来。他是在卢汉宣布云南起义时被俘的，他说自重庆乘专机转来北京的时候，高兴得了不得，特地穿起西装，披上呢料大氅，只等下飞机能被首长接见呢，他说得是那么天真。”

沈蕴存和文强都是1975年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的，文强说沈蕴存“天真”，他自己似乎也曾想过到了北京就能“出去”，徐远举认为自己第一批就能出去，结果却没能等到最后一批全部特赦，读者诸君对他们的“天真”肯定也是深有感触，那么在您看来，这三个表现有些天真的战犯为何如此“天真”？以他们被捉前的所作所为以及被捉后的表现，哪一批特赦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