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10年12月30日，北京朝阳区一处住宅内，59岁的作家史铁生突发脑出血，妻子陈希米当时还在上班。
那天北京很冷。陈希米下班回家，路上曾看见一辆急救车从身边疾驰而过，她并不知道，车的目的地正是自己的家。走进院门时，急救车已经停在楼下，医护人员正把史铁生抬出来。
她的左腿同样有残疾，情急之下，只能扶着车门挪上去。车厢里，史铁生意识已经十分模糊，却仍然认出了妻子。陈希米俯身靠近，问他：“你想说什么？”
史铁生嘴唇动了动，声音很轻，却还能听清：“我没事。”
这句话后来被亲友反复提起。它不像临终安排，也没有任何修辞，只是一个病重之人对身边人的安慰。可对陈希米而言，这三个字很快就成了丈夫留在世上的最后话语。
史铁生被送到北京朝阳医院后，很快陷入深度昏迷。检查结果显示，他的病情极其严重。医生向家属说明，即使进行开颅手术，也很难恢复意识，术后长期昏迷的可能性很大。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医疗选择。
史铁生21岁时因病致残，双腿失去行动能力；后来长期受到肾脏疾病困扰，还接受过透析治疗。他比许多人更清楚，肉体能够承受什么，也清楚失去意识意味着什么。对他而言，活着并不只是维持呼吸，更重要的是保持思考、写作和判断。
陈希米陪伴他多年，知道丈夫最在意的不是寿命的长度，而是生命还能不能由自己支配。医生的话让她难以接受，但她也明白，若手术只换来毫无意识的躯体，那未必符合史铁生一贯的选择。
有意思的是，此前史铁生早已对身后之事作过交代。他在文章中谈到过遗体利用，希望医学界能够研究他的脊椎，也愿意把可以使用的器官和组织捐出。那种表达带着他的文字特点：冷静、直接，甚至有几分自嘲，却没有回避死亡。
朋友孙立哲得知消息后，曾设法联系医生，希望争取手术机会。亲友都不愿意轻易放弃，毕竟史铁生一生经历过太多艰难，也一次次从困境中重新站起来。
但医学判断必须面对现实。专家会诊后认为，史铁生已经深度昏迷，神经反射情况很差，手术即便完成，恢复清醒的希望也极为渺茫。陈希米经过痛苦权衡，决定尊重丈夫生前意愿，不再进行可能让他长期失去意识的抢救。
她随后提出，希望完成史铁生器官捐献和医学研究的心愿。
这项安排并不简单。相关人员需要从外地赶往北京，医院也要依照严格程序确认病情、办理手续。史铁生在昏迷状态下坚持了数小时，医护人员持续进行监护，直到相关工作具备条件。
关于这段时间，民间叙述有不少细节，个别说法甚至相互矛盾。能够确定的是，史铁生于2010年12月31日在北京去世，距离他的60岁生日只有几天。他的肝脏等器官完成了捐献，角膜和部分组织也按其生前意愿用于医学或移植相关工作，脊椎情况则交由医学人员研究。
这与一般人理解的“捐献”不同。器官移植必须遵循医学标准，并不是所有器官都能使用。史铁生长期患病，身体状况复杂，能够留下可供他人使用的器官，已经十分难得。
医护人员完成相关程序后，向遗体鞠躬致意。陈希米则为丈夫盖好家里带来的被子，并叮嘱身边人：“多给他盖一点，他怕冷。”
这个细节没有惊天动地的场面，却比许多宏大的描述更接近真实的告别。史铁生写过许多关于生与死的文字，却没有把死亡写成神秘的终点。他更关心人在有限处境中如何保持尊严，如何让每一次选择都出自清醒的意志。
从双腿残疾到成为作家，从长期疾病到决定捐献，史铁生始终没有把命运当成可以轻易解释的故事。他承认痛苦，也承认身体的限制；但在能够作出决定的地方，他仍然坚持自己说了算。
救护车上那句“我没事”，未必意味着他真的不痛、不怕。更可能是他在生命尚未完全沉入黑暗前，仍本能地照顾着妻子的情绪。至于捐献器官，则是他早已想清楚的一件事。
2010年12月31日，史铁生离开了这个世界。医院里完成的是一套严谨的医学程序，家属承受的是无法替代的失去，而他的文字，仍保留着那种不回避、不粉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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