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若不再大幅上调，真正承压的，可能不是已经退休的老人

“养老金2035年告急”的说法源自2019年发布的一份养老金精算报告，后在网络传播中被不断放大。该报告开展了一项长周期推演：在一系列假设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累计结余可能在2035年耗尽。但在传播过程中，这项附带诸多前提条件的推演，被简化为一句极具冲击力的口号。

这句口号并不具备严谨的事实依据。该报告的推演建立在特定缴费率、人口变动及养老保险政策等假设条件之上，并未将此后所有政策调整与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纳入考量。其结论并非必然结果，更非不可更改的铁律。

近年来，相关政策持续调整，科技领域不断突破，经济发展方向也在转型，当前形势与2019年相比已发生显著变化。以一份七年前、基于当时特定假设的预测作为依据，对当下民众进行引导，本身便缺乏严谨性。

正所谓“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近年的发展变化已足以使当年的诸多假设前提失效。但需要指出的是，口号表述不精准，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预测的价值正在于提醒民众提前采取应对行动，而近年来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该报告所揭示风险的回应。

不过，口号虽不严谨，民众的焦虑情绪却是真实存在的。公众最为关切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未来养老金的保障水平是否充足；二是有传言称未来养老金将征收个人所得税，在现有水平本就有限的情况下，还将额外被扣减一部分。

这种焦虑的背后，存在三方面具体原因。

第一是人口结构的显著变化。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3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0%，约每四五人中便有一位老年人。领取养老金的群体规模持续扩大，而缴费的年轻人口却在减少，现行现收现付模式能否持续运转，是许多民众心中的疑问。

第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区持续吸引大量年轻人口流入，养老金基金的积累规模不断扩大；而东北等地区人才与人口持续外流，北方诸多年轻人选择南下就业，本地缴费人口不断减少，如何保障当地日益增多的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发放，成为一个严峻问题。

大城市的人口集聚效应将持续增强，这种区域差距在短期内难以消除。一个地区年轻人口越少，缴费人群规模便越小，财政与养老基金的压力就越大，公共服务也可能随之缩减，进而进一步推动年轻人口外流，这种循环是许多人口流出地区最为担忧的问题。

第三是历史遗留负担。上世纪90年代养老保险制度逐步改革之前，职工个人普遍无需缴纳养老保险费用；1991年开始确立企业与职工共同缴费的制度，1997年进一步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之后，“老人”与“中人”的养老金也需由新制度承担，由此形成了规模较大的隐性债务。

这笔债务的实际含义是：这一代职工退休时，其个人账户几乎没有积累，但他们的养老金必须按时足额发放，所需资金只能由后续在职职工缴费和财政补贴承担。这是制度转轨过程中必须付出的成本，也是当前养老基金压力的重要来源。这一问题并非源于某一方的过错，却需要数代人逐步消化解决。

理解了上述背景，便不难理解一个常被忽视的判断：若养老金不再大幅上调，真正承受压力的群体可能并非已退休人员。2025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总体调整比例为2%；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将再提高20元。

对于已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而言，养老金按月足额到账，调整幅度的高低固然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其面临的不确定性相对有限。真正需要重新核算未来收益的，是那些距离退休还有十年、二十年且仍在按月缴费的群体。

他们的缴费期限将因退休年龄推迟而延长，缴费基数也会随工资增长而提高，但对于未来能够领取的养老金数额，却越来越缺乏确定性。在人口结构持续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制度压力最终将由“正在缴费的群体”承担，而非“已经领取养老金的群体”。

这正是前述核心观点的实际内涵。还有一项变化值得在职人员提前关注：按照延迟退休的配套政策，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所需的最低缴费年限，将从2030年起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

这意味着，同样需要领取一份养老金，当前三四十岁的群体将比其父辈多缴纳数年费用。制度正朝着可持续方向调整，调整的成现有的缴费责任，主要由当前正在缴纳保费的群体承担。其中，灵活就业人员面临的压力尤为直接。目前全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截至2024年底，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约为7057万人。

在职职工的养老保险费用由用人单位与个人共同承担，而灵活就业人员则需自行缴纳全部费用，缴费比例通常为20%，可在当地缴费基数的60%至300%区间内自主选择缴费档次。从事网约车运营、外卖配送及各类自由职业的群体，收入波动较大，但养老保险缴费属于每月固定支出，不存在弹性空间。

那么，“2035年养老金告急”的预测是否会成真？我认为，当前养老金体系的风险尚未达到十分紧迫的程度。该预测本身基于当时特定的政策环境与人口结构假设；即便按照其推演逻辑，距离2035年仍有约九年的缓冲期。这段宝贵的时间，足以支撑国家持续推出应对举措。

事实上，相关应对措施已在逐步落地。第一项举措是延迟退休政策。2025年年初，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正式实施，男性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将从60岁逐步提升至63岁，女性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将从原50岁、55岁分别逐步提升至55岁、58岁。延迟退休、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以及基金投资运营，均会对养老金长期收支曲线产生影响，但具体能将收支平衡压力推迟多久，取决于人口结构、就业状况、工资水平与政策组合的协同效应，无法用单一的时间节点简单定论。从

更长远的视角来看，随着医疗技术进步与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个人职业生涯及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周期也会相应延长，这是一个不可逆的发展趋势，与养老金体系是否存在压力并无必然关联。

第二项举措是个人养老金制度。个人可在银行开立专属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每年最高可存入1.2万元，符合规定的缴费部分可在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对于存在相应个税负担的群体而言，经过十几二十年的积累，税收减免的总额将是一笔可观的收益。账户内资金可自主选择投资合规的国债、存款、基金、保险等产品，依托政策支持实现长期稳健增值，充分发挥复利效应。需要说明的是，按月领取的基本养老金免征个人所得税，而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在领取时将按规定单独计税。这一制度本质上是长期养老储备机制，通过当下的积累为未来的养老生活提供保障。

在我看来，个人养老金制度尤其值得年轻群体重视：其税收优惠政策对收入水平较高、参保时间较早的群体更为利好，若等到四五十岁才开始参与，复利增值的空间将大幅缩减。

第三项举措是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与长期制度布局。目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已全面实施，通过结余较多地区的基金调剂，弥补人口流出地区的收支缺口，旨在解决区域间养老负担失衡的问题；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是我国相较于许多国家的独特制度优势；此外，银发经济的系统性规划、三孩生育政策的落地实施、托育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均为从源头缓解养老压力的长期性举措。截至今年9月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已达10.79亿，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为11.2万亿元。整体来看，社保基金储备规模可观，但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也对养老保险制度的适时调整提出了要求。

欧美国家与日本步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早于我国，部分国家的养老金体系早已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例如意大利已将法定退休年龄提升至67岁。这些国家的实践经验与教训，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借鉴。上述国家的普遍应对方式主要包括：延长法定工作年限、构建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鼓励个人养老储蓄、通过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提升劳动生产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仅依靠单一手段解决了老龄化带来的养老保障问题，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因老龄化而停发养老金，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的启动时机是否及时、政策推进是否稳健。我国的核心优势之一，在于国家调动资源（尤其是国有资产）的能力较强，政策的连续性与执行效力更有保障。但国家具备兜底保障能力，并不意味着个人可以消极依赖。

对于当前正在缴纳养老保险的中青年群体，我有四点切实的建议：其一，养老保险应尽量缴满法定年限，缴费年限与缴费基数直接决定未来养老金的领取水平，中断后再补缴往往需要承担更高成本。其二，具备条件的群体，应尽早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即便每年存入金额有限，长期的复利积累也能形成可观的储备。其三，在养老保险之外，建议个人准备一笔专项储蓄，并配置相应的健康保障，因为晚年生活的最大不确定性，往往来自意外与疾病风险。其四，持续提升个人职业技能，在延迟退休的政策背景下，能够稳定就业、具备核心竞争力，本身就是最可靠的养老准备。

归根结底，关键并非猜测某年养老金收支是否会“归零”，而是认清人口结构、就业状况与制度设计如何共同作用于长期收支平衡。制度需持续推进改革，个人亦应尽早做好规划。

少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流淌在我们民族血脉中的朴素愿望；但养老从无捷径，唯有未雨绸缪、点滴积累。晚景纵使美好，也需提前筹备方能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