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冲击—回应”清史研究范式的调整

费正清“冲击—回应”清史研究范式的调整

——基于《剑桥中国史》未刊档案的考察

徐毅　孙学斐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编者按

费正清“冲击—回应”范式是战后美国清史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解释框架之一，长期主导着美国学界对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理解。究其实质是预置“中华文明停滞论”，将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完全归于外部侵略，否定了中华文明数千年赓续不断的内在生命力与自我革新能力。在这一研究范式下，西方扮演着主动的、创造历史的主体角色，而中国则被置于被动的、回应的客体位置。这种研究范式在客观上美化了西方侵略和殖民扩张在中国近代转型中的作用，把充满暴力、掠夺和不平等的殖民侵略，转化为抽象的文化互动或文明传播。

此篇论文以《剑桥中国史》晚清史卷编纂过程中形成的未刊档案为主要材料，细致考察了费正清晚年围绕“冲击—回应”范式所进行的反思与调整，但其基本因果结构并未被根本重构。这一研究提醒我们：一种历史解释范式可以不断吸收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并通过调整保持生命力，但只要其赖以成立的历史尺度和动力逻辑未曾改变，其殖民史观的理论前提就难以真正消除。这一研究对于当前构建中国自主的清史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意义。

摘要： “冲击—回应”(impact-response)范式是战后美国清史研究中影响深远的解释框架。该范式将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资本主义扩张置于中国近代历史变化的主要动力位置，从而将中国社会内部变化更多解释为对外部冲击的回应过程，弱化了中国自身发展的历史动力。本文以《剑桥中国史》晚清史卷编纂过程中形成的一批未刊档案为主要材料，通过将编辑往来信函、未刊讲稿与宣传文稿同已刊著述进行对读，考察费正清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围绕“冲击—回应”范式所进行的反思与调整。研究发现，在《剑桥中国史》晚清卷具体编纂实践中，费正清已意识到早期解释中过度强调外部冲击的问题，并通过用语选择、卷目命名、叙事重心和分析层次的调整，增加了对清代社会内部结构、制度条件和历史能动性的关注。然而，这些变化主要发生于既有解释框架内部，“外部冲击，内部回应”的基本因果结构并未被根本重构，整体呈现出范式内部的有限修正。从知识史视角看，费正清晚年的调整既体现了战后美国清史研究面对新材料、新方法和新问题时的自我修正能力，也揭示了其历史解释仍受既有知识框架和理论限制的内在困境。

关键词： 费正清；“冲击—回应”范式；未刊档案；美国清史研究

目录

一、问题缘起

二、“冲击—回应”范式的形成及演变

（一）“冲击—回应”范式的形成、扩展与制度化

（二）范式张力的显现与费正清的内部调整

三、未刊《剑桥中国史》晚清史卷档案中的范式调整

（一）用语选择与叙事重心的调整

（二）范式结构的连续性与限度

四、范式调整的动力与局限

（一）范式调整的多重动力

（二）范式调整的理论困境

结语

一、问题缘起

近年来，围绕构建中国自主的清史知识体系，学界不断审视近代以来形成的西方史学解释范式及其理论前提。作为战后美国中国学影响最为深远的解释框架之一，“冲击—回应”(impact-response)范式自20世纪50年代由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引入清史研究以后，长期影响着美国学界对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理解。按照这一范式，晚清以后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政治转型和社会革命，主要被解释为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经济渗透和外交压力所造成的外部冲击及其后续回应过程。在这一解释结构中，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资本主义扩张被置于中国近代历史变化的主要动力位置，而中国社会自身长期积累的制度调整、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则被置于回应外部挑战的解释框架之中。由此形成的“外部冲击，内部回应”逻辑，虽然突破了传统西方史学将中国视为停滞社会的认识，但其根本问题在于，它在历史解释上强化和美化了西方侵略和资本主义扩张对于中国近代转型的推动作用，而弱化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连续性、中国社会内部孕育的近代化因素以及推动历史变化的内生动力。在费正清早期清史书写中，外来冲击始终处于解释框架的重要位置，并成为理解晚清改革、制度变迁以及政治危机的重要线索。随着学术讨论、课程教学以及《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的编纂，“冲击—回应”范式逐渐获得制度化地位，并成为战后美国清史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然而，正由于这一范式长期占据主导位置，费正清清史观在不同阶段发生的变化，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围绕《剑桥中国史》晚清史卷编纂所展开的反思，反而未得到充分关注。

现有研究对于费正清“冲击—回应”清史研究范式的认识，大致形成两种取向：其一是将其视为该范式的主要奠基者，认为其晚年著述总体上仍以外部冲击为中心的解释路径；其二是依据其部分晚期作品，指出费正清已经意识到早期解释模式存在局限，并在具体论题中进行了修正。然而，上述研究主要依据已刊文本展开，对于费正清清史解释在具体写作实践中的形成过程、调整过程及其理论限度，仍缺少来自未刊档案的直接考察。更重要的是，费正清晚年的变化究竟意味着“冲击—回应”范式的实质性转向，还是仅仅体现了美国清史研究在既有知识框架内部进行的调整，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费正清个人清史观的变化，也涉及战后美国清史研究理论建构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种以外部冲击作为历史变化重要动力的解释模式，如何面对新的史料、新的方法和新的学术批评进行调整，以及这种调整为何仍可能受到原有理论框架的限制。对费正清晚年清史观的考察，不仅是对一位美国中国学家的思想演变进行重新认识，也是理解战后美国清史研究如何形成、修正并延续其历史解释模式的重要个案。

二、“冲击—回应”范式的形成及演变

本文以《剑桥中国史》晚清史卷编纂过程中形成的一批未刊档案为主要材料，通过与已刊著述进行对读，考察费正清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围绕“冲击—回应”范式所展开的反思与调整。本文并不试图简单判断费正清是否“放弃”或“坚持”某一既有范式，而是关注其清史书写发生了哪些具体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否触及“冲击—回应”模式背后的历史解释逻辑。通过对未刊档案与已刊文本的结合考察，本文试图揭示费正清清史观调整的历史意义及其理论局限，并以此考察战后美国清史研究在修正既有解释框架过程中的内在困境。

（一）“冲击—回应”范式的形成、扩展与制度化

要理解费正清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对“冲击—回应”范式所作调整的性质，有必要首先考察这一范式在战后美国中国学中的形成过程及其理论基础。纵观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冲击—回应”并非一个始终不变的解释模式，而是在冷战时期美国中国学的学术环境中逐渐形成，并通过著述、教学和通史编纂获得广泛影响。与此同时，该范式在确立过程中也形成了自身的解释前提，即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视为中国近代转型的重要起点，而中国社会变化则更多被理解为面对外部压力后的调整与回应。正是这一因果结构，构成了理解费正清晚年反思与调整的理论背景。

“冲击—回应”范式是20世纪美国中国学中逐渐形成并占据主导地位的解释框架。费正清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清史与近代史研究中，围绕晚清制度变迁与中外关系问题，逐渐形成了以外部压力为分析起点的叙事方式。在具体研究中，他往往将列强冲击视为推动晚清政治改革、制度调整和社会变动的重要触发因素，并据此组织对近代中国历史转型的解释。随着这一解释方式在不同著述中的持续运用，“冲击—回应”逐渐由一种分析策略发展为较为稳定的历史解释框架。

从思想来源看，“冲击—回应”并非产生于单一理论传统，而是在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科学和中国史研究传统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一方面，该范式吸收了现代化理论关于社会转型和外部刺激的分析方式，将非西方社会的变化置于与西方现代世界接触并回应压力的历史过程之中；另一方面，它也继承了早期清史研究重视制度结构和中外关系的研究取向。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化理论所提供的比较框架，本身包含着以西方经验作为现代化参照的倾向。在这一理论背景下，费正清逐渐将晚清制度变动理解为外部军事、经济和外交压力作用下中国社会的调整过程，由此确立了以“冲击—回应”为核心的解释结构。

进入20世纪60年代，“冲击—回应”范式在更广泛的写作与教学层面得到持续扩展。一方面，这与冷战时期美国学界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与该范式具有较强的叙事概括能力有关。在《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国》(China: 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the U. S. A. )中，费正清以较为简化的方式延续了“冲击—回应”的叙事逻辑，将晚清历史置于中国面对西方扩张和世界秩序变化的背景下展开分析。在与克雷格(Albert M. Craig)、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合著的《东亚史：传统与变革》(East Asi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中，他进一步将这一解释模式扩展至东亚比较框架，通过比较中国、日本和朝鲜面对西方压力时的不同回应，强化了这一范式的区域解释意义。然而，在这种比较结构中，中国历史往往被置于回应相对迟缓的位置，其内部变化动力则容易被外部压力所遮蔽。

与此同时，自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中国学逐渐形成以哈佛大学为中心的学术网络，《剑桥中国史》的编纂则成为这一学术体系的重要载体。在这一学术环境中，“冲击—回应”范式不断进入通史写作、课程教学和公共叙述，并获得稳定而广泛的传播。《剑桥中国史》作为战后最具影响力的中国通史项目之一，其清代及近代部分虽然吸收了社会史、制度史等新的研究成果，但整体叙事仍然较多围绕外部压力与中国回应展开，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该范式在美国中国学中的地位。

（二）范式张力的显现与费正清的内部调整

可以说，在著述传播、学术网络和教学体系的共同作用下，“冲击—回应”范式逐渐由解释晚清史的一种研究路径转变为战后美国中国学中的主导叙事模式。其优势在于能够清晰呈现近代中国与世界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但其局限也十分明显：由于将外部冲击置于历史解释的起点，中国社会内部长期存在的经济变化、制度调整和社会动力往往被置于“回应”的位置加以理解。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冲击—回应”范式虽然突破了传统中国停滞论的简单认识，但其深层解释逻辑仍然建立在以西方现代化经验为参照的历史尺度之上，中国历史变化因而仍被置于由西方冲击所开启、由中国回应所展开的叙事框架之中。

“冲击—回应”范式在获得广泛传播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自身的理论局限。该范式在因果结构上以外部冲击作为历史变化的起点，将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和政治调整主要理解为应对外部压力的结果，由此容易弱化中国社会内部长期积累的经济变化、制度调整和社会动力，使部分内生性变化被简化为“回应不足”或“反应迟缓”。同时，由于分析重心长期集中于国际关系和宏观政治层面的外部因素，该范式对于区域差异、地方社会运行以及基层制度实践的解释能力受到限制。更重要的是，其叙事结构往往形成西方与中国、现代与传统之间的二元对照，在强调中西互动的同时，也容易将西方经验置于历史变化的参照位置，压缩了中国历史多重发展路径的解释空间。

在《剑桥中国史》晚清卷的编纂过程中，费正清开始对这一解释框架进行调整。1978年出版的第10卷《晚清史（1800～1911） （上）》(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1)中，他仍将19世纪视为外来影响显著增强的时期，并以“外界冲击与中国回应”为重要叙事线索展开论述。但与20世纪50年代相关表述相比，这一时期的“冲击”已经不再作为解释晚清历史的单一因素，而是被置于财政、军事、官僚体系以及区域社会等长期结构之中加以理解。更为明确的调整体现在1980年出版的第11卷《晚清史（1800～1911） （下）》(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前言中。费正清在回顾本卷写作时指出，晚清对西方的回应在整体历史进程中仅构成“次要旋律”，更为持续的历史过程则是中国社会在包括西方入侵在内的新形势下对自身传统所进行的调整。这一表述意味着，费正清已经意识到单纯以“对西方的回应”作为晚清史叙事主轴存在不足，外部冲击不再占据唯一中心位置。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调整主要发生在叙事重心和解释层面的重新安排，而非对“冲击—回应”基本逻辑的根本否定。外来冲击虽然从显性的叙事中心退居为多种历史因素之一，但仍然是理解中国近代转型的重要起点。换言之，费正清晚年的修正扩大了中国内部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位置，却没有完全改变“外部刺激，内部回应”的基本结构。《剑桥中国史》晚清史两卷的编纂过程，正体现了这一变化与延续并存的状态：第10卷仍以“外界冲击与中国回应”为重要切入点，而第11卷则通过“次要旋律”的表述降低了这一模式的主导性。这一差异构成理解费正清晚年清史观变化的重要线索，而相关未刊信函和稿件则为追踪这一调整在具体写作过程中的形成提供了直接材料。

三、未刊《剑桥中国史》晚清史卷档案中的范式调整

在上述调整基础上，费正清在20世纪80～90年代的通史著作中继续重新定位“冲击—回应”范式。《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1800-1985)在承认国际环境影响的同时，更强调结合内部社会结构、政治文化与国家形态理解近代中国变迁，并对早期“由外及内”的解释方式进行了反思。1992年出版的《中国新史》(China：A New History)进一步减少了“对西方的回应”式表达，而以多重因素并置的方式组织晚清历史叙述，使西方因素更多成为历史背景之一。然而，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费正清放弃了“冲击—回应”范式，而是在既有框架内重新调整其位置。因此，对“次要旋律”等表述的理解，不能仅停留于已刊著述，而需要回到《剑桥中国史》晚清史卷编纂过程中形成的未刊档案，考察这一范式调整的具体过程及其理论边界。

“剑桥中国史”丛书计划由费正清与崔瑞德(Denis C. Twitchett)于1966年共同启动，旨在通过多作者协作的方式，系统重构中国历史的英文通史叙述。在整体分工中，费正清负责1800年以后近现代部分的卷册组织与学术统筹，晚清史卷则构成其学术生涯后期最为重要的集体写作项目之一。围绕晚清史卷的约稿、章节设计与稿件修订，至迟于20世纪70年代初即已展开，并于1979年末基本完成，最终形成第10卷《晚清史（1800～1911） （上）》（1978年6月出版，由费正清主编）与第11卷《晚清史（1800～1911） （下）》[1980年9月出版，由费正清与刘广京(Kwang-Ching Liu)共同主编]。这两卷并非单一作者完成的个人著述，而是在多作者、跨机构合作基础上形成的集体性历史叙述。除主编外，还涉及剑桥大学出版社编辑人员以及卷内章节作者，包括第10卷中的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孔飞力(Philip A. Kuhn)、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以及第11卷中的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徐中约(Immanuel C. Y. Hsü)、陈锦江(Wellington K. K. Chan)等。正是在这一协作过程中，围绕卷目设置、时段划分、章节结构、篇幅分配以及叙事重点展开了持续讨论，由此形成了大量未收入正式出版物的通信、修改稿和相关文本。这些过程性材料保留了正式文本形成之前的讨论轨迹，为考察费正清如何认识并调整既有清史解释框架提供了已刊著述之外的重要依据。

（一）用语选择与叙事重心的调整

本文所掌握的未刊档案主要为《剑桥中国史》晚清史卷编纂过程中形成并保存下来的往返信函，集中产生于1974～1980年，对应两卷编纂的中后期阶段。相关材料涉及卷册结构调整、章节布局、稿件取舍、费正清对作者文本的修改意见，以及出版社编辑对于体例、术语和篇幅的反馈意见。除通信外，档案中还包括少量与出版相关的宣传册稿和研讨会讲稿，但整体仍以信函材料为核心。这些材料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们呈现了费正清在正式文本形成之前如何处理清史叙述中的关键问题，尤其能够观察其如何在承认中国内部因素重要性的同时，对“冲击—回应”范式进行调整。本文将以其中1974～1978年形成的8份未刊通信及相关文本为主要分析对象，并与《剑桥中国史》晚清史两卷的已刊文本加以对读。通过考察信函中反映的讨论重点、修改意见与叙事取向变化，可以更为直接地观察费正清在具体编纂实践中对早期“冲击—回应”清史解释框架所做的调整。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调整并非对既有范式的根本突破，而是在保留外部冲击解释位置的基础上，对叙事重心和分析层次进行重新安排。正是在这一写作与编辑互动过程中，费正清晚年清史观变化的具体轨迹及其理论限度才得以呈现。

在反映费正清晚年清史观变化的相关材料中，《剑桥中国史》晚清史卷编纂过程中形成的未刊档案具有独特价值。相较于已刊著述，这些材料未经过出版环节的统一整理，更加直接地保留了其写作与思考过程中的阶段性痕迹。既有研究多依据费正清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通史著作，认为其对“冲击—回应”范式的反思主要发生于这一时期。然而，《剑桥中国史》晚清史卷编纂过程中的未刊材料表明，费正清对既有解释方式的修正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已经开始。这种调整首先表现为对清史叙述中带有明显价值判断色彩的概念进行重新审视，并试图弱化其中可能包含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的叙事方式。

具体而言，在《剑桥中国史》第10卷编纂后期，费正清已经开始反思既有叙述中的相关用语。1976年5月，他在致剑桥大学出版社编辑罗伯特·西尔的信中指出，相较于使用“衰落”(decline)等高度概括性的概念，以历史时期作为卷目标题更为稳妥，并认为“清朝衰落”这一表述容易形成固化认识。与此相应，罗伯特·西尔在同年8月的回信中提到，费正清对于在卷目和章节标题中频繁使用“西方”(western)一词持谨慎态度，主要担心这种表达可能强化欧洲中心主义的叙事倾向。1977年5月26日，费正清在致泰伦斯·摩尔(Terence Moore)的信中进一步反对以“清朝陨落”(Fall of the Ch'ing)作为卷目或章节标题，认为这一表述带有明显的后见之明色彩，其背后隐含着将中国历史套入“罗马衰落”模式的叙事惯性。

除此之外，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晚清史卷编纂过程中对卷册标题的调整，同样值得关注。在中期编纂阶段，一份写于1974年7月的晚清史卷大纲稿中，第10、11卷的拟定标题分别为《入侵、叛乱与西化》(Invasion, Rebellion, and Westernization)与《帝国主义、改革与革命》(Imperialism, Reform, and Revolution)。这一组标题完全未涉及清朝中国，而是以“入侵”“帝国主义”“西化”等概念作为组织叙事的核心，明显围绕西方冲击及其影响展开，体现出较强的外部视角，并在叙事结构上将晚清中国置于面对外来挑战而作出回应的位置。然而，在1976年5月的一封通信中，费正清首次明确提出，应将第10、11卷标题统一改为“晚清”，并据此以“1800～1870 （或约至1875年）”与“1870 （1875）～1912年”为时间界限划分上下两卷。这一提议不仅奠定了晚清史卷最终标题的基本形态，也使叙事重心由“西方冲击”重新转向清朝中国自身的历史进程。从通史写作的角度看，这一标题调整并非单纯的技术性修改，而反映出费正清开始意识到，单纯以入侵、帝国主义和西化等外部因素组织晚清历史叙述，容易遮蔽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连续性与主体性。因此，他试图通过以王朝名称和历史时段命名卷册，重新确立清朝中国在历史叙述中的主体位置。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调整首先改变的是叙事方式，而非“冲击—回应”范式的基本解释逻辑。费正清虽然开始反思“清朝整体衰落”“制度僵化”等概括性判断，也不再将晚清中国简单描绘为完全被动的历史主体，但外部冲击仍然构成其理解近代中国变化的重要起点。

上述通信表明，费正清在第10卷编纂后期已开始从两个层面对既有叙事作出调整：其一，在卷目命名和相关用语上回避“衰落”“西方中心”等带有强烈价值判断色彩的表述，尝试以较为审慎的方式展开清史叙述；其二，在承认外部影响重要性的同时，开始重新思考中国内部因素和历史能动性在近代变迁中的作用。这一点亦可与其在第10卷卷首章节中的表述相互印证：在继续强调外来冲击对19世纪历史进程影响的同时，他明确指出，将晚清中国刻画为充满“惰性”(inertia)的传统社会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与20世纪50年代相关论述相比，费正清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清史书写中，已经开始对“衰落—冲击—应变”的线性叙事保持距离，并尝试在解释中纳入更多中国内部因素。然而，这一阶段的变化仍主要体现为对早期叙事模式的修正，而非对其理论基础的突破。费正清对“西方冲击”的重新定位，并不意味着其退出历史解释的中心位置，而只是降低了其在表层叙事中的显著性。这一点与第11卷前言中将“冲击—回应”框架中的“冲击”界定为“次要旋律”的表述之间，仍存在明显差距。未刊档案所揭示的下一阶段变化，则出现在第10卷出版之后。1978年8月，费正清为《剑桥中国史》第10卷出版后举行的研讨会撰写了一篇开场致辞稿。在这一面向公开学术场合准备的讲稿中，他开始更明确地强调中国社会内部因素在近代历史解释中的重要性。在题为“向英文读者展示中国历史时会遇到的困难”的发言中，费正清以中国“阶级斗争”史观为例指出，西方学者既不应将其视为解释中国历史变迁的单一动力，也不宜将其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简单移植。他进一步强调，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应置于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和长期政治传统的历史脉络之中，而不能仅仅解释为外来意识形态输入的结果。同时，他指出，中国历史经验与欧洲共产主义理论之间虽存在概念上的联系，但相关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具体含义，仍需结合其自身历史条件加以理解。这一立场与费正清20世纪70年代中期仍占主导地位的表述形成明显对比。1974年1月31日，他在寄送给第9卷（后调整为第12卷民国史卷）章节作者的通告函中曾明确指出：“中国内部因素中存在大量外来因素……如果不先对外国在华势力的长期建制状况，或外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冲击进行基本考察，便难以理解中国20世纪20年代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一强调外来冲击优先性的观点，与1978年讲稿中更加重视中国内部历史条件的分析方式形成明显张力。正是这种前后文本之间的变化表明，到20世纪70年代末，费正清已经开始重新调整中国近代变迁中外部影响与内部动力之间的关系。但这种调整仍然是在“冲击—回应”范式内部展开，而非对该范式历史观的根本重构。

与之相似，在1978年8月25日形成的一份未刊第11卷宣传册稿中，费正清对19世纪中国历史作出整体性概括，将其理解为传统秩序变动与新生因素出现并行发展的过程，并指出这一变化同时体现在经济、技术、对外关系以及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变化之中。该稿还并列提及日本的影响，以及19世纪末激进改革派与20世纪初保守力量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与其早期以“冲击—回应”为核心的叙事相比，这一宣传册稿已经明显降低了单一外部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支配地位，而更多强调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历史变化。

综合1978年的研讨会讲稿与第11卷未刊宣传册稿可以看到，费正清在这一阶段开始调整“冲击—回应”范式中过度强调外部因素的解释倾向，将历史重心由单一的外来冲击转向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历史过程。他不再简单将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理解为西方思想或意识形态输入后的结果，而是强调阶级冲突、政治结构以及中国社会内部矛盾在历史变化中的作用，并将对外来影响的回应置于中国自身历史条件长期积累的背景之中。不过，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费正清放弃了“冲击—回应”范式。更准确地说，他是在既有框架内部扩大了中国内部因素的解释空间，改变了外部冲击与内部回应之间的权重关系，而没有重新建立一套以中国自身历史动力为中心的解释体系。外来因素仍然是其理解近代中国转型的重要背景，只是中国社会内部的制度结构、政治矛盾和历史经验获得了更为突出的解释位置。

（二）范式结构的连续性与限度

《剑桥中国史》晚清史卷编纂过程中形成的未刊档案，使这一调整过程得以具体呈现。1976～1977年，费正清在卷目命名和用语选择上开始回避“清朝衰落”等带有强烈价值判断色彩的表述； 1978年前后，在第10卷相关叙述中，他进一步调整解释重心，在讨论近现代中国革命和19世纪历史进程时，将外来冲击与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政治结构变化并置分析，并通过强调日本因素以及不同历史行动者的作用，弱化单一外部因素的主导地位。正是在这一持续修正过程中，第11卷前言中将西方冲击界定为“次要旋律”的表述逐渐形成。这一过程表明，费正清晚年确实突破了早期简单的“冲击—回应”叙事方式，但这种突破主要体现为叙事重心和解释层面的调整，并未改变该范式背后的基本历史逻辑。

与上述调整并存的，是“冲击—回应”范式在结构层面的延续。尽管费正清在用语选择和叙事安排上弱化了“冲击”概念的单一主导地位，并增加了对中国内部因素的讨论，但从整体解释逻辑看，该范式的基本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外来因素仍然构成历史叙述展开的重要起点，而中国内部条件更多被置于回应、调适外部变化的过程中加以理解，尚未成为推动历史进程的独立动力。即使强调“冲击”与“回应”之间的互动关系，外来冲击仍然在因果链条中占据优先位置。

这一特点在第11卷未刊宣传册稿中亦有所体现。尽管该稿在表述层面减少了对“西方冲击”的直接强调，但在整体叙事结构中，外来影响仍被视为传统秩序变化和新生因素出现的重要条件。这一点可以通过与同期其他未刊文稿的对读得到进一步说明。例如，在同一档案盒中收录的第10卷宣传册稿中，费正清指出，《剑桥中国史》团队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理解“近代中国”与“历史中国”之间的联系。在这一叙事框架中， 1840～1842年鸦片战争中的英国侵略，并未被简单视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而被理解为加剧并放大晚清中国既有发展趋势的外部冲击。

这一表述说明，在费正清晚期清史书写中，外来冲击虽然不再占据显性的叙事中心，但仍然承担着解释变化发生原因的重要功能，成为连接“历史中国”与“近代中国”的关键因素。因此，费正清20世纪70年代末对“冲击—回应”范式的调整，主要改变了该范式的表达方式和叙事重心，而没有改变其基本因果顺序。换言之，语言上的变化并未改变外部冲击先行、内部回应随后的解释逻辑，这也构成了该范式在晚期修正过程中难以突破的理论边界。

若将上述未刊材料与费正清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表的相关著作进行对读，可以看到，他晚期著作对“冲击—回应”范式的调整，基本延续了1976～1978年形成的反思方向，同时也保留了相近的解释限度。以1986年出版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为例，费正清在书中明确指出，单纯依靠外部冲击解释中国内部历史问题，容易造成解释失衡，因此需要更多关注中国社会自身的制度特性与历史条件。这一认识与前述未刊材料中逐渐增加中国内部因素的倾向相一致。然而，这种修正并未改变其基本比较尺度。在解释中国为何未能较早采纳西方制度和实践时，费正清仍然以西方经验作为隐含参照，认为中国制度长期稳定并非由于简单的“落后”，而是因为其在既有历史条件下具有运行合理性，因此缺乏推动变革的迫切压力。这种解释虽然修正了传统“停滞论”，但仍然以西方现代化道路作为衡量中国历史变化的参照，从而使外部冲击继续发挥判断中国转型进程的重要作用。

类似的情况亦可见于费正清去世前一年完成、于1992年首次出版的《中国新史》。该书在表述上有意减少“西方冲击”或“中国被动回应”等概括性措辞，并尝试将外来影响置于更复杂的历史因素之中加以理解。这种写法与1978年第11卷宣传册稿中弱化西方因素、强调多重动力的倾向具有连续性。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该书晚清部分，费正清仍将“洋务运动”译为“西化运动”(movement of westernization)，并以“西化”(westernization)概括其努力方向。这表明其晚期叙述虽然减少了简单的西方中心表达，但在概念层面仍延续了以西方经验解释中国近代转型的比较逻辑。因此，未刊材料所反映的1976～1978年反思，并未在费正清后期著作中转化为对“冲击—回应”范式的根本重构，而更多表现为对其解释范围和叙事重心的持续调整。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围绕《剑桥中国史》形成的那一轮反思，不仅为第11卷前言中“次要旋律”的表述提供了思想准备，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费正清此后10余年对晚清及近代中国历史的总体书写取向，但其底层解释逻辑仍然保持着明显的连续性。

四、范式调整的动力与局限

综上可见，费正清晚年对“冲击—回应”范式所作的调整，体现出修正与延续并存的特征。一方面，他已经意识到早期解释中过度强调外部冲击、弱化中国内部因素的倾向，并通过用语选择、叙事重心和分析层次的调整，使其清史书写能够容纳更多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这些修订仍然是在既有解释框架内部展开，外部冲击作为历史变化起点、内部回应作为主要展开方式的基本因果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由未刊档案所呈现的这一调整过程表明，费正清晚年的范式变化并非对“冲击—回应”模式的放弃，而是在保持其基本解释结构的基础上，对原有叙事方式和分析重点所作的修正。

（一）范式调整的多重动力

费正清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对“冲击—回应”范式所作的调整，并非个人学术思想的孤立变化，而是与当时美国中国学研究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理解这一调整，既需要考察促使其发生的时代背景，也需要分析限制其进一步突破的理论困境。事实上，费正清晚年的修正既反映了战后美国清史研究吸收新材料、新方法和新问题意识的能力，也体现出既有历史解释框架所具有的延续性。正是在这种张力之下，“冲击—回应”范式实现了叙事层面的调整，却未能完成历史解释逻辑的根本转变。以下将从学术环境变化和范式自身限度两个方面，分析费正清调整何以发生，以及为何最终未能突破。

仅凭未刊档案本身尚不足以解释费正清范式调整所处的时代背景，其反思需要放置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美国中国学发展的整体环境中加以理解。结合前文材料可以看到，费正清对“冲击—回应”范式的再思考，并非个人学术观点的孤立变化，而是在冷战后期国际环境变化、中美关系缓和、研究条件改善以及美国中国学内部研究取向转变等因素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其一，冷战后期国际格局的变化及美国国内思想环境的转向，为反思以西方经验为参照的历史叙述提供了重要背景。20世纪60～70年代，随着越战、去殖民化进程以及相关思想运动的发展，战后美国形成的现代化理论及其以“外部冲击推动社会转型”为核心的线性解释模式受到持续质疑。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中国史和清史研究中强调非西方社会历史主体性、多样发展道路的取向逐渐增强，单纯以外来冲击解释近代中国变化的模式开始显露局限。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晚清史卷编纂过程中表现出的用语调整和叙事修订，包括对“清朝衰落”“西方”“冲击—回应”等概念的重新审视，以及对中国内部因素的重新强调，正是在这一学术环境变化下产生的回应，而非简单的文字修改。

其二，中美关系的缓和以及中国史料和研究环境的逐步开放，为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内部历史动力提供了新的经验条件。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美关系改善和学术交流恢复，使部分美国学者开始有机会接触中国社会和中国国内史料，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主要依赖西方观察形成中国历史认识的方式。《剑桥中国史》第11卷编纂期间形成的相关通信，也反映出学者开始通过实地调查和直接接触中国社会深化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从学术史角度看，这一时期的田野调查和史料接触虽然仍较有限，但促使部分西方学者逐渐认识到，仅以外来冲击作为解释主线，难以充分说明中国社会内部的复杂结构和历史动力。在这一认识背景下，对中国社会内部矛盾、区域差异和制度弹性的关注逐渐增强，包括费正清在内的部分学者开始调整分析重心，提升中国内部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位置。

其三，费正清所处学术共同体内部研究取向的变化推动了对“冲击—回应”范式的重新审视。自20世纪50年代起，费正清依托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既是“冲击—回应”范式的重要推动者，也始终处于围绕这一研究范式展开讨论的学术环境之中。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其学生及同代学者的研究重心逐渐转向社会史、区域史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等领域，对单纯以外部冲击作为历史解释起点的路径提出了挑战。这一变化在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中已有体现。例如，魏斐德通过对晚清官僚体系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将帝制瓦解置于制度运行和社会张力之中考察，而非简单归因于外部压力；柯文(Paul A. Cohen)则在方法论反思中提出，应摆脱以“西方”为参照中心的研究路径，从中国自身历史经验出发理解近代变迁。这些研究推动美国中国学逐渐加强对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和历史动力的关注。正是在这一学术环境中，费正清于1976～1978年未刊材料中对“清朝衰落”“西方冲击”等表述所表现出的谨慎态度，以及对中国内部因素和阶级斗争史观的重新审视，更应理解为对学界研究取向变化的回应。这种回应并非对早期解释框架的否定，而是在既有“冲击—回应”范式内部，通过调整叙事重心和分析角度，使其清史书写能够与不断变化的研究取向保持对话。

其四，跨学科方法的引入进一步凸显了“冲击—回应”范式的解释限度。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中国学研究者逐渐突破以历史学和政治学为主的研究格局，将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不断引入中国历史研究之中，推动学界更加关注制度运行、社会关系以及地方实践等问题。在这一研究环境下，单一因果解释模式逐渐受到质疑，“冲击—回应”范式虽然仍具有较强的叙事概括能力，但在解释基层社会、区域差异和制度运行等问题时，开始显现出局限。费正清晚年对这一范式的修订，正是在新的研究对象和分析方法不断扩展的背景下展开的。不过，这种修订主要表现为扩大分析范围和调整叙事重心，而非对既有范式的主动否定。通过增加中国内部因素、社会结构和历史经验的讨论，费正清试图增强“冲击—回应”模式的解释弹性，但并未改变外部冲击在研究范式中的基础位置。

（二）范式调整的理论困境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费正清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对清史解释所作的调整，并非偶然的个人变化，而是在美国中国学内部研究取向变化和更广泛知识环境转型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去殖民化思潮、越战后的学术反思，使以西方经验为参照的解释模式受到持续检视；中美关系缓和带来的史料接触和学术交流，为从中国内部重新理解近代历史提供了新的可能；与此同时，学术共同体内部对“冲击—回应”范式的反思以及跨学科研究的发展，也推动费正清重新评估既有研究范式。因此，费正清在未刊材料中表现出的对“衰落”表述的回避、对“西方”概念的谨慎处理以及对中国内部因素的重新强调，应被视为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中国学研究变化的回应。

尽管多重因素推动费正清在晚年重新审视既有清史解释，但这种调整最终仍表现为一种有限修正，反映出“冲击—回应”范式自身难以突破的理论困境。这种“调整而非重构”的特征表明，该范式虽然能够吸收新的历史经验和研究成果，并通过调整叙事方式扩大解释范围，但其外部冲击优先、内部回应随后的基本因果结构并未发生改变。费正清晚年的反思说明，他已经意识到早期解释中过度强调外部冲击、弱化中国内部历史动力的问题，并尝试增加对中国社会自身因素的分析。然而，这种修正仍然是在既有理论框架内展开的，其改变的是叙事方式和分析重点，而未能触及该范式赖以成立的历史解释前提。

首先，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背景与现代化理论框架，是理解费正清“冲击—回应”范式调整困境的重要因素。战后美国学界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的历史解释模式长期占据重要地位，“冲击—回应”范式正是在这一学术与意识形态背景下形成的中国近代史解释方式。在这一知识框架中，“现代性”通常被理解为源于西方的历史过程，而非西方社会的变化则被置于与西方接触、回应并逐步实现转型的比较坐标之中。这种线性发展观实际上预设了由西方提供历史动力、非西方社会进行调整回应的解释模式。在这一背景下，“冲击—回应”范式虽然突破了传统中国停滞论的简单认识，强调中国与世界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但其深层逻辑仍然受到冷战意识形态和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即倾向于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视为中国近代转型的重要起点，并将中国社会内部变化置于回应外部冲击的历史框架之中。费正清即使意识到以外来冲击作为解释起点存在简单化倾向，其调整也难以触及这一更深层的历史预设。未刊档案所反映的修改实践表明，他的反思主要体现为对术语使用的谨慎处理、对叙事重心的重新安排，以及增加中国内部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比重，而并未改变外部冲击在因果结构中的优先位置。这种“调整而非重构”的特点，正体现出费正清晚年清史书写所面临的理论困境。

其次，以费正清及哈佛大学为核心形成的美国中国学学术网络，也构成其清史解释调整的重要限制。作为美国中国学发展的重要组织者，费正清所倡导的“冲击—回应”解释方式，不仅是一种分析框架，也逐渐成为20世纪中期以后美国中国学和清史研究的重要学术共识。自20世纪50年代起，这一解释路径通过高校课程、学术著述以及《剑桥中国史》的卷册结构和时代划分方式不断得到传播和巩固，并逐渐成为美国学界理解中国近代转型的重要解释框架。在这一学术环境中，费正清对既有解释方式的调整难以采取整体否定的方式。20世纪70年代以后，尽管美国中国学内部出现社会史、区域史等新的研究取向，并对“冲击—回应”范式提出不同程度的质疑，但如何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同时维持既有解释体系的连续性，成为费正清晚年清史书写面临的重要问题。未刊档案所反映的修改实践表明，其调整主要表现为对相关概念的重新表述、对叙事结构的调整以及对中国内部因素作用的增加，而在历史变化的动力来源以及外部因素在因果链条中的基础位置等方面，仍保持明显连续性。因此，费正清晚年对“冲击—回应”范式的修正，更适宜理解为一种发生于既有学术网络内部的有限调整：它回应了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趋势，也增强了该范式对于复杂历史经验的容纳能力，但并未改变其核心解释逻辑。未刊档案中围绕用语选择、卷目命名和叙事重心所进行的修改，正体现了这种在延续中修正、在修正中维持的特点。

再次，“冲击—回应”范式自身所具有的叙事惯性及因果逻辑的稳定性，构成其难以实现根本突破的重要内在因素。即便不考虑意识形态或制度层面的影响，作为一种长期使用并高度成熟的史学范式，“冲击—回应”本身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叙事模式和解释逻辑。其基本结构以外部冲击作为历史展开的起点，以中国制度与社会的回应作为叙事主线，并以改革或变迁作为阶段性结果，使不同历史事件能够被纳入同一解释框架之中。正是这种结构清晰、易于传播的叙事方式，使“冲击—回应”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实践中长期保持影响力。但与此同时，这种解释结构也形成了自身的限制。在这一框架下，即使引入更多关于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区域差异和历史动力的新研究成果，这些因素往往仍被纳入既有因果顺序之中，被理解为影响中国回应外部冲击方式和结果的条件，而难以成为推动历史变化的独立动力。换言之，“冲击—回应”范式具有较强的吸纳能力，能够不断容纳新的材料和研究议题，但这种吸纳更多表现为对既有框架的扩展，而非对其核心逻辑的重新构造。因此，该范式虽然能够通过调整叙事重心和增加分析维度不断修正自身，却始终难以摆脱外部刺激先行、内部变化随后展开的基本解释结构。这种能够持续调整却难以实现理论重构的特征，正构成“冲击—回应”范式晚期修正过程中最深层的理论困境。

最后，“冲击—回应”范式调整所受到的限制，也与当时可供运用的理论资源密切相关。20世纪中期至70年代，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析工具主要来源于西方社会科学和历史理论传统，其核心概念和分析框架普遍以内在于欧洲历史经验的现代化路径作为隐含参照。在这一理论环境下，费正清对“冲击—回应”范式所作的修订，也难以完全摆脱既有理论语汇和比较坐标的限制。从未刊档案与已刊著述的对读可以看到，费正清并非忽视中国社会内部的历史逻辑和制度运作，然而，在具体解释层面，他所能够调动的理论资源仍主要来自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科学传统。由于这一时期国际学界尚未形成以中国自身历史经验为基础、能够超越现代化理论的系统性解释框架，相关研究仍主要借助制度理论、发展经济学和现代化理论等西方社会科学资源，在由西方经验构成的参照尺度下理解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转型。因此，费正清虽然可以通过增加中国内部因素、调整叙事重心和细化历史分析，对“冲击—回应”范式进行修正，但难以在理论层面建立一套真正超越该范式的替代性解释框架。换言之，他晚年的调整并非简单地否定旧有模式，而是在既有理论资源条件下对该范式进行扩展和修补。

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费正清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对“冲击—回应”范式所作的调整，并非偶然的个人选择，也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在冷战格局变化、中美关系缓和、美国中国学研究取向转变以及新材料、新方法不断进入等条件推动下逐步形成的。与此同时，冷战时期形成的意识形态背景、现代化理论框架、既有范式的制度化传播以及可供运用的理论资源，又共同限制了这种调整的范围。费正清能够修正“冲击—回应”范式中过度强调外部因素的倾向，增加对中国内部历史经验的关注，但始终未能改变以西方现代化经验作为参照、以外部冲击作为历史转型起点的基本解释逻辑。

“冲击—回应”范式作为战后美国清史研究最具影响力的解释框架之一，突破了传统西方史学将中国视为停滞社会的认识，但其理论基础仍然延续了以西方经验为中心的历史解释路径。该范式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经济扩张和现代化进程置于中国近代历史变化的重要位置，而中国社会自身的制度调整、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则更多被解释为面对外部冲击后的回应过程。这种解释方式在强调西方因素对中国近代转型影响的同时，强化和美化了西方侵略和资本主义扩张在中国近代转型中的推动作用，弱化了中华文明自身发展的历史连续性以及中国社会内部孕育的近代化因素和历史动力。其根本问题并不只是关注外部因素，而是在解释结构上将中国近代历史置于由西方力量启动、由中国回应的叙事框架之中。

费正清晚年对“冲击—回应”范式的调整，反映了战后美国清史研究面对新史料、新问题和学术批评时所具有的调整能力。通过重新处理相关概念、调整叙事重心以及增加对中国内部因素的分析，费正清试图修正早期解释中过度强调外部冲击的倾向，使清史叙述能够容纳更加复杂的历史过程。然而，这种调整主要是在既有范式内部展开，并未改变“外部冲击—内部回应”的因果结构。换言之，费正清晚年的修正改变了“冲击—回应”范式的表达方式和解释范围，却没有改变其赖以成立的历史尺度和动力逻辑。这表明，一种历史解释范式可以不断吸收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并通过调整自身保持生命力，但并不意味着其基本理论前提必然发生改变。

费正清清史观的演变，由此揭示了战后美国清史研究理论建构中的一个重要特征。美国清史研究并非一个封闭不变的体系，而是在新史料、新方法和学术批评的推动下不断调整自身；但这种调整更多体现为既有框架内部的问题修正、概念调整和解释拓展，而较少触及原有历史尺度和理论前提。美国清史研究的知识生产由此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内在矛盾：它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吸收能力，能够不断修正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但其问题意识、比较尺度和因果结构仍深受西方现代化经验影响，因而难以完全摆脱以西方作为历史动力参照、以中国作为回应对象的解释模式。费正清个案所揭示的，不仅是一位美国中国学家的思想变化，更是战后美国清史研究在理论创新与知识传统延续之间所面临的深层困境。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本文原载《清史论丛》二〇二六年第一辑（总第五十一辑）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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