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锴带第十师脱离起义军，亲自说当时我根本不在南昌！

1927年8月初，江西九江的军营里，第十师师长蔡廷锴面对一个出乎意料的局面：自己奉命赶往庐山参加军事会议，返回九江时，部队却已经被叶挺带往南昌，而南昌城内的枪声也已经停了。

这不是一句“临阵脱逃”就能解释清楚的事情。蔡廷锴后来在自述中说：“当时我就不在南昌。”这句话看似平淡，实际点出了一个关键事实：南昌起义爆发前，他并不知道起义计划，也没有亲自率第十师参加南昌城内的战斗。

蔡廷锴出身广东罗定贫寒农家，1892年出生。1910年，他瞒着家人投身新军。军旅生涯并不顺利，部队改编、军阀混战、个人沉浮交织在一起。1918年，他进入李耀汉、陈铭枢所部，后来成为粤军军官，1922年经陈铭枢介绍加入国民党。

北伐开始后，蔡廷锴凭借作战能力逐步升任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可是，战场上的胜利并没有消除政治上的困惑。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武汉方面与南京方面互相对立，原本共同北伐的军队很快陷入分裂。

蔡廷锴夹在其中，既是国民党员，又与共产党军官有过长期共事。他对蒋介石的做法并不完全认同，却也没有因此转变立场。此时的他，更像一个在派系和战局之间寻找退路的职业军人。

有意思的是，蔡廷锴与叶挺曾在九江谈过一次军队去向。叶挺认为，国民党内部继续互相攻打，只会造成革命力量消耗，不如率部回广东整顿。蔡廷锴对此表示赞同，但这种赞同，更多是对现实局势的判断，并不等于他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武装起义方案。

后来，汪精卫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召叶挺、贺龙等人到庐山，实际上有解除兵权的意图。叶剑英提前传递了消息，叶挺、贺龙没有上山。蔡廷锴却是国民党员，没有得到这份提醒，接令后赶到庐山，并在那里停留了两天。

等他返回九江时，叶挺、贺龙已经率部前往南昌。第十师被编入行动部队，蔡廷锴本人却不在部队之中。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蔡廷锴得知消息后，才明白自己的部队已经卷入其中。

“第十师怎么办？”这是他必须面对的问题。若继续留在九江，师部与部队脱节；若赶赴南昌，又等于接受一个事先并不知情的政治行动。蔡廷锴最终选择前往南昌，但他抵达时，起义已经完成，城内的军事部署也已确定。

叶挺希望由蔡廷锴出面控制第十师，因此让他担任第十一军副军长等职务。蔡廷锴后来回忆，叶挺、贺龙已经接管南昌各部队，自己“退不得，逃更不能”，只能暂时服从安排。

第十师内部的矛盾，很快暴露出来。起义前，真正知道计划的只是少数共产党员干部，普通官兵大多并不清楚。第十师第二十八团还曾与第二十军教导团发生冲突，夺取马匹并造成伤亡。蔡廷锴抵达后，赶忙致信叶挺、贺龙表示歉意，又要求部队归还马匹，局面才暂时缓和。

南昌起义部队没有在城内久留。8月3日，部队开始南下，计划经江西进入广东。第十师被安排担任先头部队。行军途中，蔡廷锴找到亲信张世德，秘密商议脱离起义军。

他的部署相当谨慎。第十师三个团中，第三十团共产党员较多，第二十八、二十九团也有不少中共党员。蔡廷锴便让第二十八、二十九团夹住第三十团，并派人监视其行动，防止部队被分割控制。

8月5日，部队抵达进贤附近。蔡廷锴以休整和开会为名，将第三十团团长范荩等军官召到师部，同时调可靠人员接管部队。随后，他宣布自己是国民党员，为保全第十师，只能请共产党员暂时离开。

这场“分共”没有演变成大规模屠杀，但共产党员被缴械、扣留，部队也由此脱离起义军。8月6日前后，第十师离开进贤，转向赣东北，后来在陈铭枢方面的联系下，重新归入国民党军事系统。

蔡廷锴的行为，显然削弱了起义军。第十师约有五千人，属于参加过北伐、训练和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尤其这支部队多数官兵来自广东，原本较适合继续南下。失去第十师后，起义军兵力和装备都受到影响。

但若把南昌起义失败完全归咎于蔡廷锴，也不符合事实。聂荣臻后来指出，起义军没有及时改造第十师，却把这样一支立场复杂的部队放在前卫位置，本身就是部署上的失误。起义军急于南下广东、争夺城市，也使部队远离根据地和群众基础。

蔡廷锴不是共产党员，事前又没有参与南昌起义的筹划。他选择带走第十师，属于政治立场和军队归属的决裂，不能简单等同于在战场上突然倒戈。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脱离后没有立即率部追击起义军，也没有对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展开大规模清洗，而是将他们解除武装、分别遣散。

此后，蔡廷锴在抗战中因率领第十九路军抵抗日军而留下重要一笔。1933年，他又参加福建事变，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49年，他作为民主党派人士参与新政协筹备工作，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所以，1927年进贤的选择，是蔡廷锴政治道路上的一次分岔。说他“叛逃”，容易忽略他当时并不在南昌、事前并不知情的处境；说他只是被动卷入，也掩盖了他后来有计划地控制部队、主动脱离起义军的事实。历史人物的判断，往往就藏在这两层事实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