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苏大爷，今年108岁，昨天去世了，三个儿女没有一个来送他

邻居苏大爷，今年108岁，昨天去世了，三个儿女没有一个来送他。

我叫刘守田，今年五十六，在建设路十三号院的大门口摆了个摊子，修锁、配钥匙、修鞋、换拉链。这个摊子我摆了二十三年，从三十三岁摆到五十六岁。我这一辈子没去过什么远地方，但我这个摊子上，见过这个院子里所有人的鞋底——谁家的鞋磨偏了，谁家换了新的，谁家的鞋忽然就不来修了。鞋底这东西最老实，它知道这个人走过多少路，也知道他什么时候不走了。

苏大爷是我的老主顾，也是我的老朋友。他住三号楼一楼东户，带个小院，院里有一棵石榴树，是他1983年自己栽的，栽的时候手腕粗，现在有碗口粗了。

苏大爷去世是前天下午。发现他的是社区送餐的小吴。那天中午十一点半，小吴拎着盒饭去敲门，敲了半天没人应，从窗户往里一看，老人坐在堂屋的那张旧藤椅上，头歪着，手里攥着什么东西。小吴喊来社区主任王霞，王霞找了开锁的——不是我，是派出所叫来的应急开锁——门开了，人已经走了。医生说，走的时候没什么痛苦，就是心脏停了，走得很安详。

他手里攥着的是一张纸。

这事得从头说。

苏大爷大名苏长庚，身份证上的出生年份是一九一八年。我们这片儿都知道他是个老寿星,社区给他门上挂过一块红牌子，写着"百岁老人"。他嫌那牌子碍事，摘下来垫了堂屋桌子的一条腿，说那桌子晃。

我跟他熟，是因为他每天下午三点准时下楼。他拄一根木头拐杖——那拐杖是他自己做的，一根花椒木，磨得油光发亮——走到我摊子旁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马扎，撑开，坐下，然后就不说话了，看着小区大门口。

一开始我以为他在晒太阳。后来我发现不是。他坐的那个位置，正好能看见大门，眼睛一直盯着进来的方向。有车进来，他要看车牌；有人进来，他要看到人家走到楼道口才收回眼神。夏天日头毒，他也要坐，坐在墙根的阴凉里；冬天零下七八度，他穿一件老式的军绿色棉大衣，戴一顶毡帽，还是要坐，坐一个小时就回去。

有一回我问他："苏大爷，您天天坐这儿看什么呢？"

他说："看人。"

我说："看谁啊？"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伸手摸了摸拐杖头。

后来我老伴跟我说，你别问了。我老伴叫张桂芬，在院里住得比我久，她说："苏老头有三个孩子，全在外地。他这是等呢。"

三个孩子，我见过名字。大儿子苏建国，八十岁，在济南；二闺女苏建梅，七十六岁，在多伦多；小儿子苏建平，六十八岁，在深圳。这些名字我怎么知道的？是苏大爷自己说的。他跟我说过不下三十回，每次说都很得意："我大儿子属狗的，四六年生；二闺女属虎，五零年；小儿子五八年，属狗。"他掰着指头数，数完就笑，笑的时候嘴里没几颗牙了。

他从来没说过孩子们为什么不回来。我们这片儿的人背后议论，说什么的都有：说三个孩子不孝顺，说老头子年轻时肯定亏待了他们，说老头子有一套房子孩子们抢不过来所以赌气不认。王霞跟我说，社区每年重阳节都要给他打一遍电话，让儿女回来看看，每次都是"好好好"，从来没人来过。

我那时候也觉得，这仨孩子不是东西。我跟我老伴说过一句狠的："一百零八岁的爹，临走一个都没来，这叫什么？这叫畜生。"

我老伴打了我一下，说："你懂什么。"

前天下午人走了以后，事情就压到我头上了。王霞拿着苏大爷的户口本和一份联系人名单找到我，说："刘师傅，您是院里跟他最熟的，您帮我联系一下家属。"我拿过那张纸，上面三个号码：一个济南的，一个标着"加拿大（苏建梅女儿 林女士）"，一个深圳的。

我先打大儿子。电话通了，是个老太太接的，声音抖，说她是苏建国的老伴。我说老人走了，那边沉默了很久，然后老太太哭了，哭着说："我老头子去年十月脑梗，做了搭桥，现在坐轮椅，说话都不利索，从济南到这儿一千二百公里，他来不了啊。"我说那你们家孩子呢？她说："我们家闺女在青岛，前天刚生了二胎。"我说那能不能让她来一趟？老太太在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说："我跟她说了。她……她说她问问。"

第二个打给多伦多。接电话的是个女人，中文说得磕磕绊绊。她说她叫林珊，苏建梅是她母亲。我说外婆——不对，我说苏大爷走了。她愣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英文，接着换成中文："我妈妈三年前确诊了阿尔兹海默症，现在不认人了。她在护理院。我今年三月回国过一次，我母亲那个时候已经不记得自己的名字了。"我说那你能不能来？她说她有两个孩子，最小的四岁，她一个人带，来一趟要飞十五个小时。

第三个打给深圳，苏建平。

这个电话我打了两遍。第一遍挂了。第二遍通了，是个男人的声音，有点哑，听着像抽烟很多的人。

我说："您是苏建平？我是建设路十三号院的，您父亲昨天下午走了。"

那边没声音。

我说："喂？"

他说："我知道了。"

就这四个字。然后电话挂了。

我拿着手机站在院门口，手都在抖。我活了五十六年，我爸走的时候我在跟前，我妈走的时候我在跟前，我们家那时候穷得叮当响，可我们兄妹四个全到了。我心里那股火，"腾"地就上来了。我跟王霞说："这仨要是一个都不来，这后事我办，我给他摔盆。"

王霞说："刘师傅，您别急，国家有规定，无人认领的遗体……"

我说："他有儿有女，什么叫无人认领？"

那天下午我去了一趟苏大爷家。门是王霞锁的，她给了我钥匙，让我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要紧东西。屋子里一股老人味，混着中药味。堂屋正中间是那张八仙桌，桌腿垫着那块"百岁老人"的牌子。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是苏大爷七十岁那年拍的，穿着中山装，胸口别着一朵红花，笑得很僵。

里屋是他的卧室。一张木板床，一个衣柜，一个五斗柜。床头墙上贴着一张纸——不是纸，是从日历上撕下来的三页，用透明胶粘上去的，每一页上都用红笔圈了一个日子。我凑近看，第一页圈的是正月十九，第二页圈的是四月二十六，第三页圈的是八月初三。

我忽然想起来，苏大爷跟我说过那三个属相年份。我掏出手机查了一下：一九四六年正月十九，属狗；一九五零年四月二十六，属虎；一九五八年八月初三，属狗。

那三张日历纸，粘了多少年了？透明胶已经发黄发脆，边上都卷了，可是那三个红圈，一圈一圈地描，墨都洇到纸背面去了。他每年都要重新描一遍。

我站在那堵墙前面，站了很久。

五斗柜最下面那个抽屉锁着，是一把老式的铜挂锁。我有钥匙——我这儿配过他家的钥匙，我脑子里有数——我没用。我把那把锁拆下来，用了十分钟，锁芯没坏，还能用。这是干我们这行的规矩：能不破坏就不破坏。

抽屉里是一个铁盒子，铁的饼干盒，上面印着"青岛饼干厂"几个字，锈得厉害。盒子没锁，我打开，里面是一沓东西：

最上面是一张照片，黑白，四个人的合影。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一个女人，三个小孩——最大的七八岁，最小的抱在怀里。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一九五六年春节，全家于济南"。字很小，但一笔一划，很端正。

照片下面是一沓纸，发黄了。第一张是一九六一年的一张证明，字是油印的，上面写着"苏长庚同志……"后面是一些我看不太懂的话，大意是他被下放到一个叫"桦南农场"的地方劳动。第二张是一九七九年的一张纸，抬头印着红字，是一份"改正"决定，说是恢复他的工作、补发工资。

第三张开始，是一沓汇款单的存根。我数了数，一共三百多张。最早的一张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最晚的一张是二零一一年三月。收款人三个名字轮着来：苏建国、苏建梅、苏建平。金额从最早的一个月十五块，到后来一个月五百，再到两千。

我把这沓存根一张一张翻过去，翻到中间的时候，手指头停住了。

有一沓，大概八十多张，收款人全是"苏建平"，每一张的右上角都盖着一个蓝色的章："退汇"。有的上面还贴了一张小纸条，写着"退回"，字是邮局的笔迹。

这八十多张退汇存根，最上面用橡皮筋扎着，橡皮筋早就断了，有人用订书钉把它们钉在了一起。钉的地方已经生锈了。

盒子最底下，是一封信。

信纸是那种老式的横格信纸，字是蓝黑墨水写的，字很抖，是老年人的手。信没写完，写到一半断了。我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下去：

"建平：

爸给你写这封信，写了十七回了，前十六回都撕了。今天再写，是因为我今天早上起来，忽然想不起来你小时候的模样了。我记得你姐，记得你哥，就是想不起你。我心里慌。

六一年冬天，你妈病重，家里发了电报。我请假，不批。我说我女人要死了，队长说'你这种人，走了就是逃跑'。我没走。过了四十天，电报又来，说人没了。等我第二年春天回去，你三岁，你哥十五，你姐十一。你们仨分在三处，你在你姥姥家。你看见我，躲在门后面，不出来。

我这一辈子……”

信到这里就断了。最后一行的末尾，笔画拖了一下，墨水洇开一小团。

我坐在那张木板床上，手捧着那张信纸，坐了得有二十分钟。屋子里很静，静得能听见外面石榴树的叶子被风吹的声音。

那天晚上我跟老伴说了这事。我老伴听完，没说话，起身去厨房给我下了一碗面，卧了两个鸡蛋。她把面端过来，坐在我对面，看着我吃。

吃到一半，她说了一句："守田，你知道苏老头为什么活这么长吗？"

我说："不知道。"

她说："因为他没等到。"

第二天是火化的日子。早上八点，殡仪馆的车停在院门口。院里去了七个人：我、我老伴、王霞、小吴、三号楼的刘婶、院门口开小卖部的老孙头，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是社区请来帮忙的。

遗体从楼上抬下来的时候——不对，是一楼，直接从他家堂屋抬出来的——我看见他的脸。走的时候是安详的，嘴角甚至有点往上。我伸手把他攥着的那张纸抽出来，那张纸我还没看过。

是一张药盒的说明书，背面用铅笔写着六个字，字很大，歪歪扭扭：

"我先走了，对不住。"

那天上午十点，火化。出来的骨灰装在一个红布口袋里。我们七个人站在那儿，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王霞念了段悼词，是社区写的，念到一半她自己哭了。

骨灰我先捧着，放在苏大爷家堂屋的八仙桌上。桌上摆了两个苹果、一包烟、一碗小米粥——小米粥是我老伴熬的，苏大爷每天早上喝一碗。

头七那天下午，我在摊子上修一双鞋，一抬头，看见门口站着一个人。

六十多岁，一米七出头，穿一件灰色的夹克，拉链拉到一半，头发花白，脸上有老年斑。他背着一个黑色的双肩包，站在那儿，看着我这个摊子，眼神特别陌生——他是第一次来，但他站的位置，跟苏大爷每天下午坐的那个位置，只差半米。

我放下鞋，站起来。

他说："您是刘师傅？"

我说："我是。"

他说："我是苏建平。"

我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说实话，我当时心里那股火又上来了，我张嘴第一句话是："你还知道来？"

他没生气。他看着我，说："我知道。"

我说："你爸走的时候，手里攥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先走了，对不住'。他屋里那个五斗柜里，有三百多张汇款单的存根，从七九年寄到一一年，寄给你哥你姐你。寄给你的那八十多张，全让你退回来了。"

他站在那儿，一动都没动。

我说："他床头墙上贴着三张日历纸，圈着三个日子，是你哥你姐你的生日。他描了不知道多少年，墨都洇到纸背面去了。"

苏建平的眼睛红了。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我说："你为什么不回来？"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然后他开口了。他说的话，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一个字都没敢忘。

他说："我不是不回来。我是不敢。"

他说，一九六一年他妈死的时候他三岁，他姐十一，他哥十五。他妈下葬那天，他爸没在。他被送到姥姥家，姥姥跟他说，你爸不要你们了，你爸在东北当了官，娶了别人。他说他六岁那年，他爸回来了，站在姥姥家门口，手里拎着一包点心，他不认识那是谁，躲在缸后面。他爸蹲下来叫他，他就哭。

他说："我那时候不是恨他，我是怕他。我怕他把我带走。"

他说，一九七九年他爸平反，回城，在机械厂当了会计，开始给他们寄钱。那年他二十一，在街道的五金厂当临时工，一个月挣二十八块。他爸一个月寄他十五块。他收了两个月，第三个月开始退。退了三十二年。

我说："你为什么退？"

他说："因为他寄的不是钱，是他自己。他每寄一次，就是在跟我说'我是你爸'。我不想让他当我爸。"

他说,他爸后来不寄钱了，改成寄东西：一九九二年寄过一双棉鞋，一九九五年寄过一件羽绒服，二零零一年寄过一箱子药。他全退了，或者原封不动地堆在屋角，不看。二零一一年以后，他爸不寄了。

他说："我二零一五年退休，那年我五十七。我退休以后第一年，我给我哥打电话，我说要不咱们去看看他。我哥说他走不动了。我又给我姐打电话,我姐那时候已经开始糊涂了，她说了句'爸'，然后就忘了要说什么。"

他说："我拖了十一年。我每年都说，明年去。"

他说到这儿，抬手抹了一把脸。他说："刘师傅，我给您说实话。我不是不原谅他。我是不知道原谅了以后，我这些年算什么。我这六十八年，一直拿恨他当骨头撑着，我要是原谅了，我就塌了。"

我站在那儿，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天下午，我带他进屋。我把那个铁盒子拿出来，放在他面前。他坐在我老伴搬来的小凳子上，把盒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摆在膝盖上。他看那张一九五六年的全家福，看了很久。照片上那个最小的孩子，抱在他妈怀里，穿着一件小棉袄，脸蛋圆圆的。

他把照片翻过来，看背面那行字。

然后他伸手，从自己背的那个黑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我说："这是什么？"

他说："您打开。"

我打开，里面是一沓纸。我抽出来一看——也是汇款单的存根，跟苏大爷铁盒里的一模一样，也是收款人"苏建平"，也是"退汇"。我数了数，也是八十多张。

苏建平说："我退回去的，邮局让签回执。我把回执都留着。三十二年，一张没扔。"

我看着他。这个六十八岁的男人，坐在他父亲留下的房子里，膝盖上摊着两沓纸，一沓是他父亲寄了三十二年的钱，一沓是他退了三十二年的回执。

我说："你留着这个干什么？"

他说："我也不知道。"

那天他在他爸的屋子里坐到天黑。临走的时候，他把那张一九五六年的全家福带走了，别的都没动。他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堂屋那张八仙桌——桌腿底下还垫着那块"百岁老人"的牌子，桌上是他爸的骨灰盒，红布口袋，旁边一碗凉透了的小米粥。

他跟我说："刘师傅，我明天去办手续，把我爸的骨灰带走。我带回深圳。"

我说："你爸说过，他想回济南。"

他说："我知道。我先带回去放一年，明年清明我送他回济南，跟他媳妇埋一块儿。我妈的坟在历城，我找得到。"

我说："中。"

他走了以后，我坐在摊子上抽了半根烟。天黑透了，院门口的路灯亮起来，黄澄澄的。我老伴出来叫我吃饭，我说等会儿。

我老伴站在我旁边，说："想什么呢？"

我说："我在想，苏大爷这一百零八年。"

他一九一八年生，见过军阀，见过日本人，见过四九年，见过五七年，见过六一年的冬天，见过七九年，见过他儿子退回来的一沓汇款单。他活过了他的父母、他的妻子、他的兄弟姐妹、他所有的老伙计。他活过了他自己的时代。最后他活成了一个人，坐在一楼的小院里，每天下午三点出门，坐在大门口，看着进来的方向。

一百零八岁不是福气。一百零八岁是一个人在时间的尽头站岗，站到所有人都走了，他还在那儿站着，等一个可能永远不来的人。

我今年五十六，我还能活三十年。我这三十年该怎么过？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今天晚上我得给我闺女打个电话。她在杭州，上班，一个月回来一次。我不用跟她说什么大事，我就跟她说，爸这边挺好的，你忙你的。

昨天下午，苏建平来办完了手续。他走的时候，来我摊子上配了一把钥匙——他把他爸那个五斗柜的锁换了新的，问我能不能配。我说能。配完我给他，没收钱。

他接过钥匙，攥在手心里，攥了一会儿，说："刘师傅，我爸那封信，最后写到'我这一辈子'就断了。"

我说："我知道。"

他说："我替他写完吧。"

我说："你写。"

他站在我摊子旁边，想了很久，然后说：

"我这一辈子，欠了你们三十二年。我不求你们还。我只求你们，别跟我一样，等到想说的时候没人听了。"

他说完，把钥匙揣进兜里，转身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他走的时候跟他爸一模一样——背有点驼，走路的时候脚往外撇。

院门口那棵石榴树今年结了很多果，没人摘，都裂了口，红籽露在外面，一个个张着，像是还在等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