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称,养老金并不是“大锅饭”,其计发遵循“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权利和义务是相称的。比如,职工养老金的高低,和缴费年限、缴费基数、退休时当地平均工资等挂钩,并非谁亏欠了谁。
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中说的这些是事实,但其与社会保险的本质相悖。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说得好——“多缴多得”本质是商业保险,市场法则,社会保险的本质是互助共济。“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是养老保险的激励机制,但并非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根本原则,社保核心是互助共济,不能完全等同于商业保险的等价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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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公平、普惠和去商业化的社保体系是维护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的根本力量
科技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养老财富,是养老金制度可持续的根本物质基础。但是收入和财富分配才是最终决定普通劳动者群体能够享有多少养老金的关键因素。
有两个层次的收入分配,一是市场所决定的收入分配,劳资收入分配。二是养老福利的分配。
一,劳资收入不平等越大,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就越差。
劳资收入分配,决定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劳动报酬占比、缴费基数和缴费能力,是养老财富的源头。
在不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的前提下,劳动收入占比越高,劳动者群体的养老金就会相对越多,反之劳动者群体就会越没钱养老。
二,社会福利分配的公平性越差,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就越差。
养老福利等社会福利分配的公平性,直接决定了普通劳动者群体的实际保障水平。社会福利分配愈不公平,“木桶效应”就会愈强烈,实际保障水平就会愈低,社会保障制度的效率就会愈低。
社会保障制度的效率愈低,社会保障支出资金的利用效率愈低,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就愈差,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就愈差。
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过度强调个人责任,一些国家的养老福利出现严重分化,收入分配也出现严重分化,平均实际工资增长陷于长期停滞,与此同时养老金支出和整体社保支出压力都变得越来越大,公共养老福利的普惠性福利被迫削减,福利和收入不平等又因此扩大,如此便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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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公平、普惠和去商业化的社保体系是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共同富裕就是公平与效率要兼得。没有效率的公平,并不是真正的公平,最终只会导致共同贫穷;没有公平的效率,难以持续;关键在于“兼得”的机制设计。
建立公平、普惠和去商业化的社保体系是公平与效率能够实现兼得的关键,是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普惠和去商业化是保障社保体系公平的基础,只有公平的社保体系才能有效改善收入分配。改善收入分配不仅是实现公平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有效和根本途径。
一,在社会保障领域,无公平则无效率。
养老保障等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可以降低工资的边际效用,提高普通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议价能力。基本生活需求保障水平越高,工资的边际效用就越小,当劳动者的劳动力供给一定时,实际工资水平就会越高。
社会保障的公平性愈差,“木桶效应”就会愈强烈,普通劳动者群体整体的实际保障水平就会愈低,市场中的劳资收入不平等就会愈大,社会保障预防贫困和改善收入分配的功能就会愈弱化,社会保障体系的效率就会愈低。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拉美国家,许多拉美国家的社保支出在赶欧超美,但拉美地区却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
拉美国家的社会保险制度是非普惠的,底层低收入劳动者几乎全被排斥在外,因而拉美国家社保体系的公平性极差,社保体系的效率也极低。
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提高社会保障支出资金的利用效率,节省下来的资金,社会可以用来进行更多的投资,从而可以为民众提供更多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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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公平、普惠和去商业化的社保体系是公平与效率能够实现兼得的关键。
经济的高效率需要高投资,又需要消费和投资之间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既要实现高投资,又要保障消费和投资间能够形成良性循环,建立一个公平高效的社保体系是一个必要的前提。
虽然在根本上扩大投资与扩大消费不存在矛盾,但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在扩大投资与扩大消费之间往往会面临矛盾选择。
要扩大消费,政府必须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入,而政府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又往往会导致对基建投资、科研等的投入减少。要解决这一矛盾,唯有提高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效率,提高社会保障支出资金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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