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3年10月22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带着戴高乐的亲笔信抵达中国。名义上，他是来华访问的客人；实际上，他肩负着法国总统交付的特殊使命：摸清中法建交的可能性。
这次访问并非临时起意。戴高乐重新执掌法国政权后，一直在调整法国的外交方向。他不愿让法国永远跟随美国的战略安排，更希望恢复法国作为独立大国的地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正是这项外交构想中的重要一环。
富尔抵达北京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了他。寒暄之间，富尔忽然问道：“您到过巴黎吗？”周恩来笑着回答：“去过，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富尔随即接话：“现在是再去巴黎的时候了。”
这句看似随意的话，实际已经点明来意。富尔所说的“再去”，并不是一次普通访问，而是暗示中法两国应当打破长期隔绝，重新建立正式关系。
真正棘手的地方，在台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国仍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巴黎既想接近北京，又不愿立即承受美国方面的压力，更不愿让戴高乐与美国及西方盟友的关系出现公开裂痕。
富尔也没有回避这一点。他转达戴高乐的意思，表示法国不愿忘记二战时期同蒋介石方面的交往，希望中国不要提出令法国难办的要求。
周恩来没有正面争执，而是反问：“如果法国出现一个流亡政府，中国是否也要因为过去打过交道，就同时承认两个法国政府？”话说到这里，问题的性质已经十分清楚：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外交关系不能建立在“两个中国”的安排上。
法国提出过几种设想，包括暂时搁置建交、降低同台湾的关系级别，或者尽量不在文件中触及台湾。富尔尤其希望，中国不要把法国主动同台湾断交写成建交的公开前提。说到底，巴黎想要的是外交上的回旋余地。
周恩来判断，继续围绕措辞纠缠，谈判很难推进。于是，他安排富尔夫妇前往内蒙古访问数日。这不只是接待活动，也给双方留下了重新思考的空间。富尔暂时离开北京，中国方面则集中研究怎样既坚持原则，又为法国保留必要的外交体面。
调整后的方案，后来被概括为“三点默契”。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台湾方面的外交人员撤离法国后，法国也撤回驻台湾的外交人员。
这个方案没有把所有话都写成生硬的条款，却把核心立场交代得很明白。它既没有让中国在主权问题上退让，也没有要求法国用过于刺激美国的方式公开表态。不得不说，这是一次很有分寸的外交处理。
毛泽东当时在上海。11月1日，富尔夫妇抵达上海，陈毅亲自接待。毛泽东会见富尔时说：“要把中法两国关系建立起来，请告诉戴高乐，要派一个大使来。”富尔回答，此行正是为了将来在中国设立法国大使馆。
北京和上海的谈判进展，很快传到了华盛顿。美国驻法国大使查尔斯·波伦曾向戴高乐追问情况，戴高乐却以富尔只是私人旅行来应对。美国方面缺少能够公开证明双方正式谈判的材料，只能继续观察。
更大的变数随后出现。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身亡。戴高乐受邀赴美参加葬礼，而中法建交的关键程序恰在此时推进。对戴高乐而言，这不仅是一次礼节性访问，也可能成为美国施加压力的机会。
11月25日，戴高乐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参加葬礼，随后同新任总统约翰逊会谈。会谈时间不长，双方在中法关系问题上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回到法国后，戴高乐仍推动内阁讨论建交事宜，并明确表示，法国不能忽视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
1964年1月27日上午11时，中法两国同时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全文只有44个字，却完成了一次重大外交突破。法国成为第一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2月10日，台湾方面宣布同法国断交，随后相关外交人员撤离，双方此前形成的安排得到落实。
戴高乐对中国一直抱有兴趣。中法建交后，他曾计划于1971年6月访问中国，但未能成行。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在法国科隆贝双教堂村逝世，终年79岁。那封促成中法关系转折的亲笔信，最终没有等来他亲自踏上中国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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