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了几十年节约用水，现在却不喊了？原来中国水危机这样化解的

喊了几十年的“节约用水”，为什么如今很少听到了？中国的水危机是真的消失了，还是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被一点点化解了？

不少人都有这样的记忆：小时候学校墙上、厕所门口、家里水龙头旁，总贴着“节约用水”的小标语。如今这类标语少了，答案却并不轻松。

一张1992年到2014年的卫星SAR影像地表沉降监测图显示，北京朝阳、通州一带的地面曾以每年超过10厘米的速度下沉，住在那里的居民却未必察觉。

地下水被掏空只是其中一种，自来水变色、城市之间争夺水源等问题也曾接连出现。在普通人看不见的地方，饮用水危机其实发生过很多次。

它们之所以渐渐淡出日常话题，靠的并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一连串工程建设、制度安排和治理方式的改变。

先看人到底要用多少水，根据《中国水资源公报》，2021年全国人均综合用水量为419立方米，折合每天约1148升，大概相当于2000瓶矿泉水。很多人会觉得自己根本用不了这么多，因为每天洗澡、做饭、冲马桶这些直接生活用水，只占其中约124升。

其余的水，都藏在各种消费品里。一瓶矿泉水从生产到出厂，大约需要3.7瓶水参与；生产1公斤粮食，大约需要800公斤水。

吃的、穿的、用的，几乎每一样东西背后都有一笔看不见的水账。把这些加在一起，每人每天上千升的用水量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么大的用量，国家供得起吗？中学地理课本把中国描述为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

严格来说，中国的水资源总量并不算真正短缺，致命的问题在于分布不均。年人均水资源量最少的省市依次是天津、北京、宁夏、河北、上海。

京津冀拥有全国8%的人口，却只占全国0.9%的水资源量。

北京的处境尤其受关注，《华尔街日报》在2006年就引用过数据，称北京人均水资源量大约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十分之一。

北京的供水命脉只有那么几条，大部分来自密云水库，少部分来自河北水系。可密云水库的水越用越少，河北自身也难以为继，没水只能向地下要。

从1999年起，地下水超采成了常态，北京年均超采约5亿立方米。官方研究提到，1999年到2011年干旱期间，平原区地下水位比1998年下降了12.8米，地下水储量累计亏空达到65亿立方米。

2005年之后，取水已深入地下20米以下，这直接导致了开头提到的地面沉降。

转机出现在近几年。2015年，北京地下水位开始回升，原因是2014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

丹江口的水从河南淅川县出发，一路穿过河南、河北，再分流到天津西河泵站和北京团结湖调节池，随后进入市政管道，送往城区水厂，最终从千家万户的水龙头流出。

每天约有400万立方米丹江口来水进京，相当于每天运进72亿瓶矿泉水，可解决北京城区七成的供水。

有了来自长江流域的南水，几近枯竭的密云水库也逐渐恢复，到2021年，北京地下水位已回升至20年来的最高水平，过度透支的地下“水库”终于有了喘息机会。

受益的不只是北京。郑州中心城区、天津十四个区的全部供水，以及石家庄、邯郸、保定、衡水等城市主城区75%以上的供水，都依靠这条南水。

由于南水水质比北方本地水更软，大部分被用作饮用水，包括自来水和包装饮用水。如今北方很多人每天喝下的，正是千里之外的长江水。

不过，水量够了，并不代表饮用水就可以高枕无忧。与北京的资源性缺水不同，同为超大城市的上海，面临的是另一种难题：水质性缺水。

上海最早的取水水源在黄浦江下游，后来受到污染，就移到黄浦江上游；渐渐地上游也出现污染迹象，加上城市不断扩张，饮用水越发不够用。

于是，上海把长江口也纳入了取水范围，但身处长江下游，水质也谈不上特别理想。从2010年开始，当地总共投入170亿元，在长江口的一座小岛上围起一座水库，让长江水在这里沉淀净化，再跨江送往市区。如今，上海中心城区七成以上的饮用水都来自这座小岛。

为了让城市里每个人一拧开水龙头就有干净水，背后动用的资源远比想象中多，很多上一辈人至今仍记得喝不上干净水的日子。

六七十年代，自来水普及率低，水质也谈不上达标，自来水接进水缸，人人用瓢舀着喝，肚子里有蛔虫是常事，专给孩子吃的宝塔糖就是驱蛔虫药。

1951年，全国各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多喝热水，家家户户的暖水瓶也是从那时开始普及的。如今，中国的自来水水质标准要求很高，从水厂出来的水其实已经能够直接饮用；只是在管道输送过程中可能遭受二次污染，所以仍不建议打开龙头就直接喝。

只管好入口的水还不够，排水处理不好，同样会出大问题。不少上海市民还记得1988年的甲型肝炎大流行，全市一个月内病倒了30万人，一时谣言四起，有人说龙年是灾年，有人说某神秘研究所细菌泄露，引发了生化危机，城市一度陷入恐慌之中。

最后才查明，当时生活废水直接排入大海，少数人粪便中的甲肝病毒附着在一种名叫毛蚶的海鲜上，大量繁殖后，毛蚶又被人们吃进肚子，最终导致集体感染。正是这次事件，让更多人意识到，生活污水处理与饮用水安全同样重要，城市水系统必须同时管好进口和出口。

此后多年，污水处理和水环境治理持续推进，成效在全国层面已经可以看到。

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地表水优良断面比例为91.4%，劣Ⅴ类比例仅0.6%，长江干流连续6年全线水质保持Ⅱ类，曾经的“水质性缺水”压力明显缓解。

如果说北京和上海的难题在于有没有水、水干不干净，那么黄河沿岸的地区，则长期在为基本的用水权挣扎。1979年，黄河开始出现断流，此后断流时间逐年延长。

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无节制用水：两岸密布的引水口像一根根吸管插在黄河上，取水量远超黄河的承载能力。

当时最紧迫的是山东。很长一段时间里，黄河水流不进山东。1997年，黄河断流长达226天，山东官方记录的经济损失达135亿元。

1999年，国家开始对黄河水量实行统一调度；2006年，国务院颁布《黄河水量调度条例》，各地区用水额度被分得清清楚楚，山东每年70亿立方米居首，内蒙古位居第二。

用水额度明显少于以往，反而倒逼地方安装节水设施，大水漫灌的情况减少，用水效率随之提高。黄河治理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从1999年实行统一调度起，黄河已连续23年未曾断流，堪称奇迹。这说明，单靠口号很难管住用水，清晰的规则和约束才是关键。

各地争取用水权十分积极，承担治水义务时却不那么上心。2003年，中央强制要求企业降低排污，水质数据直报中央，无法造假。但很长一段时间里，甩锅现象不断，下游政府总埋怨上游减排不力，问题出在监测方式上：一个监测站只能监测从上游流下来的水。

只要上游企业降低排污，地方政府就能完成指标，下游企业则基本无人过问。连锁反应随之而来：上游企业效益不如下游，下游新开的工厂远多于上游。

后来国家授权下游地方政府监督上游地区的减排情况，相当于让受影响的一方直接参与监督，钻空子的情况因此大幅减少。

回头来看，中国的水问题是一个接一个解决过来的。从缺水危机到水质危机，再到水资源争夺，处理方式不断调整，初衷却始终没变：在不破坏水系统的前提下，让每一滴水发挥最大价值。标语少了，是因为许多问题已经交给工程、制度和监管去解决。

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全部解决。2022年，湖北、湖南、江西旱情严重，水源枯竭，生活用水告急；农业用水利用率仍只有40%左右，大量的水被白白浪费；输水管网漏损率约15%，与其他一些国家相比依然偏高。每一处跑冒滴漏，都是实实在在的损失。

水质安全同样不能放松。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虽已达到84%，大多数农村家庭用上干净方便的水实属不易，但农村污水处理率还不到40%，卫生安全隐患依然存在。1988年上海的教训说明，排水环节一旦出问题，代价可能远超想象，这一短板仍需尽快补上。

从北京下沉的地面到千里而来的南水，从长江口的小岛水库到连续多年不断流的黄河，水危机的缓解，靠的是一代代人的持续投入。“节约用水”的标语或许不再随处可见，但水危机从未真正消失。与在地球上存在了40多亿年的水相比，人类管好水的尝试还太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