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建安二十四年，荆州公安，关羽正在襄樊前线与曹军鏖战，吕蒙却率军悄然渡江。江陵城中，糜芳与傅士仁面对东吴军队，没有等到援兵，也没有选择死守，而是打开城门，交出了刘备苦心经营多年的荆州。
这场变故看似突然，实际上早有裂痕。糜芳是刘备的姻亲，兄长糜竺更是早年倾尽家财资助刘备的重臣。刘备颠沛流离时，糜氏兄弟始终相随，糜夫人还嫁给刘备。这样的人，最后却成为荆州失守的关键人物，反差不可谓不大。
傅士仁同样是刘备旧部。刘备入川后，将糜芳安排为南郡太守，傅士仁镇守公安，二人名义上都是关羽的部下。问题在于，关羽治军严厉，平日对他们并不客气。襄樊战事吃紧，军粮供应又没有及时送到，关羽严词斥责二人，怨气便越积越深。
吕蒙进入荆州时，糜芳、傅士仁担心关羽回军追责，选择投降。糜芳到了东吴，虽然得到孙权任用，却常被吴地士人轻视，虞翻就曾当面讥讽他。傅士仁在史书中的踪迹很少，投降之后几乎没有留下值得称道的事迹。两人丢掉的，不只是城池，也包括多年积累的信任。
荆州动荡之际，零陵太守郝普也经历了两次改换门庭。赤壁之战后，刘备取得荆南数郡，任命郝普镇守零陵。吕蒙奉孙权之命南下时，长沙、桂阳相继失守，零陵一度仍在抵抗。
郝普并非一开始就主动投降。吕蒙利用信息差，制造孙权已经亲自发兵、刘备无法救援的假象，郝普在判断失误后才放弃抵抗。后来刘备与孙权议和，郝普被送回蜀汉。可到了关羽败亡、东吴再次夺取荆州时，他又一次投降孙权。
郝普在东吴做到廷尉，地位并不低，却没有因此获得真正的安稳。后来他与亲信谋划反叛，事情败露，只能自杀。一个在乱世中两度投降的人，最终仍未能摆脱猜疑与惩罚。
潘濬的情况略有不同。他出身荆州士族，曾任荆州治中，与关羽关系不睦。吕蒙夺取荆州时，潘濬没有进行有效抵抗，很快归附东吴。此后，他凭借才干受到孙权重用，女儿还嫁给孙权的次子孙虑。
潘濬没有像糜芳那样留下明显的丑闻，反而在东吴官场站稳了脚跟。可从刘备阵营的立场看，他确实是在荆州易主时改换旗帜。乱世评价人物，不能只看后来混得如何，还要看他在关键关头作出了什么选择。
上庸的申耽、申仪兄弟，则属于地方豪强转向中央势力的典型。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取得汉中后，刘封、孟达率军进入上庸。申耽原本是曹操任命的太守，见蜀汉军力占优后投降，刘备没有彻底改换当地权力结构，仍让他掌管上庸，并任命申仪镇守西城。
这种安排带有明显的安抚意味，却没有建立牢固的政治纽带。关羽败亡后，刘备杀刘封，孟达逃往魏国，申耽、申仪也随即转投曹魏。兄弟二人熟悉当地局势，因而能够继续得到任用，但他们的忠诚从来不是建立在个人关系之上，而是建立在形势判断之上。
孟达是这八人中经历最复杂的一个。他原为刘璋部将，刘备入川时主动归附，并参与夺取益州。后来镇守宜都，与刘封关系恶化。关羽败亡后，孟达担心遭到刘备追究，索性率部投魏。
在曹魏，孟达并没有真正融入核心圈层。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前后，他又与蜀汉暗中联系，试图重回刘备集团。司马懿得知消息后迅速出兵，攻破上庸，孟达于魏太和元年，即公元228年被杀。
关于孟达死后的惨状，后世常有“脑袋被烧掉”的说法，戏剧性很强，但正史记载是司马懿斩杀孟达，并将首级传送到京师，并非明确记载用火焚烧头颅。标题中的说法，更多带有演义和民间传说色彩，不能与史实混为一谈。
黄权的结局，恰好与其他人形成对照。他曾劝刘璋提防刘备，因此被疏远；刘备入蜀后，黄权才归附，并逐渐成为重要将领。夷陵之战时，他负责率军在江北防备魏军。刘备败于陆逊后，蜀军退路被东吴截断，黄权无法返回，只能向曹魏投降。
蜀汉群臣要求诛杀黄权家属，刘备却没有答应，只说黄权是形势所迫，并非主动背叛。黄权在魏国受到礼遇，后来得知刘备去世，还为之流泪。这个结局说明，所谓“叛徒”并不能一概而论：有人因私怨开城，有人因恐惧改旗，有人被战场逼入绝境，也有人终身背负旧主之恩。八个人走向不同，关键正在于投降之前的动机，以及投降之后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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