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兴五年,也就是公元227年,宛城与新城之间,司马懿带兵疾行,孟达却还在犹豫是否起兵。两人的距离,远比孟达估计的近。等他回过神来,魏军已经兵临城下。
这场败局,常被说成诸葛亮与司马懿联手除掉孟达。严格说来,两人并非直接合谋:诸葛亮把消息泄给魏将申仪,司马懿则抓住机会迅速出兵。一个推动事态,一个收拾残局,孟达夹在其中,输给了自己的反复和判断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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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达的处境,早在襄樊战事时就埋下了隐患。公元219年,关羽围攻襄阳、樊城,曾向驻守上庸一带的刘封、孟达求援。二人没有出兵。关羽最终兵败身亡,刘备对这件事十分不满;孟达又与刘封不和,担心回到成都后遭到追究。
他原本是刘璋部下,刘备入蜀后归附蜀汉。此番离开,不只是换个阵营,也把上庸、房陵、西城一带的控制权带进了魏国的盘算。魏军随后取得这些地区,魏文帝曹丕设置新城郡,任孟达为新城太守。孟达由降将变成边地守将,靠的正是手里的地盘与地理位置。
曹丕在位时,对孟达颇为倚重。不过,这种倚重有现实目的:新城处在魏、蜀交界,能牵制蜀军。说到底,魏廷看重的是孟达的作用,并不等于完全信任他的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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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26年,曹丕去世。对孟达而言,靠山倒了。曹魏内部的局势随之变化,过去能够替他说话的人也相继离世。此时他开始与蜀汉、东吴方面联络,盘算重新选择归属。
这一步看似灵活,实则危险。魏国掌握着他的辖区,蜀汉对他当年不救关羽、转投魏国的旧账也不会忘记,东吴则只是另一个可能的落脚处。三面下注,短期或许能留出余地,长远却让谁都难以放心。
诸葛亮对孟达的态度,也并非简单的“招回来就好”。新城地处要冲,若孟达归蜀,确实可能改变边境态势;可一旦他再次反复,蜀汉不仅收不回可靠屏障,还可能把机密与兵力部署暴露给魏国。这样的风险,诸葛亮不能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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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嫌隙。诸葛亮派郭模假意投魏,并借机把孟达有意反叛的消息透露给申仪。消息传开后,申仪将其上报魏廷。这里的关键,不是诸葛亮亲自发兵,而是他借孟达与申仪的矛盾,让魏国提前察觉异动。
司马懿判断,孟达一旦起兵,魏国在边地的局面便会受损。与此同时,他先写信安抚孟达,声称诸葛亮是在挑拨离间。信使孟达迟疑下来,却也给了司马懿争取时间的机会。
出兵速度,成了胜负手。据《三国志》记载,司马懿从宛城出发,行军八日抵达新城。孟达原以为魏军不可能这么快赶到,结果城池尚未做好充足准备,魏军已经展开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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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持续十六日。孟达的外甥邓贤、部将李辅等人开城迎魏军,城破后,孟达被杀。降将的身份、部属的离心,加上此前反复选择阵营,让他在危急关头很难获得真正支持。
孟达并非没有本事。他熟悉边地,善于观察局势,也能在魏、蜀、吴之间寻找机会。问题在于,他把“有选择”误当成“有退路”。曹丕在时,他倚靠魏廷;曹丕一死,他又想改投蜀汉,同时留着东吴这条路。可对一个守边将领来说,反复本身就会消耗信用。
司马懿的急行军,解决的是眼前的叛乱;诸葛亮的计谋,则促使魏国更早采取行动。孟达最终死于城破,但败局早在各方不再相信他时,便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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