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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青年抗议,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又有多少座城市出现了游行,而是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把几件原本分开的问题放在一起追问:住房为什么越来越贵?学校为什么缺人缺钱?政府要求年轻人承担更多责任时,又能给他们什么样的生活?
这股不满不会在一两个周末内解决,但也不宜把它描述成一场即将推翻欧洲现有秩序的统一运动。更可能出现的局面是:街头热度逐渐回落,一部分诉求进入预算和政策谈判,剩下的问题继续在选举和下一轮抗议中发酵。
德国这次抗议,规模有多大?
2026年10月31日,德国青年倡议组织“Gen Z regelt”发起行动,参与者要求改善教育和医疗、减轻生活成本压力,同时反对可能恢复的强制服兵役。德国媒体报道,组织者在四个大城市举办自己的集会,另外约30座城市有可参加的地方行动。
“30多城”说明活动覆盖面广,但城市数量不能直接换算成抗议人数。德国电视台n-tv报道,全国有数万人参加;事先有超过18万人在线表示参加,那是报名或表态人数,并非现场人数。汉诺威警方统计约5800人,不来梅约2800人,各地规模差别不小。
现场总体和平,但部分城市在活动结束后出现冲突和破坏。既不能因为个别冲突就把所有示威者归为暴徒,也不能假装损坏、伤人和公共安全问题不存在。对组织者来说,能否维持和平、保护参与者,同样关系到运动能走多远。
征兵问题还需要说准确。德国2026年实行的新兵役制度目前以自愿服役为基础;按照政府公布的安排,2008年及以后出生的男性自2027年7月起须接受体检。如果将来要实行强制服役,还需要进一步立法。年轻人反对的,是已经出现的义务以及可能进一步扩大的强制措施,不能说德国已经恢复全民强制服兵役。
欧洲各国在抗议,但不是同一场运动
法国的抗议来得更早。9月下旬,巴黎近郊学校的学生因教师缺岗、校舍条件等问题发起行动,此后扩散到更多学校和城市。大学招生制度、生活成本等问题也被带进街头,工会和其他群体陆续参与。
按法国政府统计,10月17日全国约55万人参加示威,24日约41万人,31日约32万人。组织者给出的数字更高。即便采用政府口径,连续三周仍有数十万人上街,影响不能低估;但人数下降也说明,不能简单认定抗议正在无限扩大。
意大利的情况又有不同。10月30日,基层工会发起公共部门总罢工和示威,住房、工资、公共服务等诉求交织。意大利内政部估计示威人数为25.5万,组织者估计为100万至150万,双方差距很大,需要分别注明。法国《世界报》报道,当天许多公务员没有罢工,公共交通受影响也比较有限:街头人数和实际停工程度是两回事。
希腊的学生和教师要求增加教育投入、提供负担得起的学生住房;葡萄牙也出现围绕住房危机的集会。各国青年会互相观看、借鉴行动方式,但组织者、政策对象和诉求并不一致。这是一系列彼此呼应的抗议,还不能说是一个有统一领导和共同纲领的欧洲运动。
物价涨幅回落,为什么不满还在?
生活成本是最容易跨越国界产生共鸣的议题。德国联邦统计局初步估计,2026年10月消费者物价同比上涨2.8%,低于9月的3.3%。这说明价格上涨的速度有所放缓,不代表物价回到了前几年的水平。
对刚毕业的人来说,最难受的往往不是某个月的通胀数字,而是租房、交通和吃饭的账单要一起付。如果收入增长赶不上过去几年累积的开支,通胀率即使下降,日子也未必立刻好过。
住房尤其如此。欧盟委员会关于德国的报告指出,德国住房供应不足,住房建设的实际规模自2020年以来下降超过两成,高建筑成本和利率上升都是原因。对准备离开父母家、去大城市读书或工作的人而言,住房紧张会直接影响他们能否接受一份工作、完成学业,或者拥有独立生活。
但不能据此说所有欧洲人都在变穷,更不能把每个国家的住房问题都归因于同一项政策。不同地区的工资、房租、住房供给和福利制度差别很大。共同点是,许多年轻人对未来的计算变得困难:学历需要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取得,独立生活的门槛却越来越高。
学校的问题,为什么会变成政治问题?
学校是年轻人每天都要面对的公共服务。教师长期缺岗、课程无人接替、教室设施老化,这些问题不需要复杂的统计才能感受到。当一名学生反复遇到停课,家长又看不到改善时间表,对政府承诺的信任自然会下降。
法国的问题也牵涉公平。资源更充足的家庭可以通过搬家、补课等方式减轻影响,经济困难地区的学生往往没有同样的选择。大学招生制度如果被认为不透明,这种焦虑就会延伸到毕业以后:学校条件已经不平等,升学时会不会再吃一次亏?
德国的政治结构则决定了教育诉求的回应不会完全一样。学校政策很大程度上由各州负责,校舍还牵涉地方政府,联邦政府能提供部分资金,却不能单凭一次全国性表态解决每所学校的师资和维修问题。听起来不够痛快,却是判断政策能否落地时绕不过去的现实。
此外,一些德国青年把教育、社会支出与防务开支联系起来。这是一种明确的政治主张,也是一种预算优先次序的争论。防务增加会压缩其他支出的空间,但具体项目未必存在一一对应的削减关系,是否加税、借款或调整其他支出,都可能改变结果。
抗议已经产生影响,代价也不能忽视
最直接的影响,是政府不得不把原本容易被拖延的议题摆到桌面上。10月26日,法国政府提出一揽子回应,包括最高40亿欧元的校舍翻修贷款、逐步缩小部分高中班额、增加教育岗位和学生资助,并计划改革现有大学招生平台,2028年以新平台取代。
这些承诺是真实的政策回应,但承诺、拨款和学校实际改善之间,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贷款不是无偿拨款;增加岗位还要看预算、招聘和人员能否到位;招生平台换了名字,也不自动意味着名额增加或分配更公平。31日仍有大规模示威,至少说明政府宣布措施之后,并非所有人都认为问题已经解决。
经济影响目前也要分开看。局部交通中断、商店停业、设施损坏和警务支出会给城市与经营者带来实际损失。若罢工扩展到交通、能源或物流,并持续更长时间,影响可能明显放大。但仅凭几天游行,无法严谨地推算整个欧洲经济会损失多少,更无法断言出现系统性经济危机。
政治上的后劲可能更长。年轻人的支持并不会自动流向某一个政党:有人要求扩大公共服务,有人反对政府开支安排,也有人干脆对既有政党失去耐心。谁能把不满转化成选票,取决于各国政党提出什么方案,以及选民是否相信它们有能力执行。
最可能如何收尾?
我倾向于认为,未来几周到几个月,最可能出现的是分国别、分议题的渐进降温。政府先拿出能够较快执行的措施,组织者争取具体承诺,学校假期、考试、工作和生活成本则会影响持续动员。街头人数减少,并不等于每一项诉求都得到了满足。
另一个可能是反复拉锯:政府公布计划,部分人接受,另一部分人认为资金不足或进度太慢;等预算审议、学校开学或政策细节出台时,抗议再次升温。法国已经有政策承诺和持续示威并存的例子,接下来能否落实比宣布时的声势更关键。
更坏的情况,是严重伤亡、失当执法或新的大范围破坏,使讨论被治安与对抗完全占据。那会增加各方互不信任,也可能让本来支持改善教育的人退出街头。不过,这只是风险情景,不能把它当成必然结果。
接下来可以看三个具体信号:法国教育承诺能否进入可核查的预算与时间表;德国各州和地方是否提出师资、校舍方面的措施;工会和学生组织能否持续动员,同时避免严重冲突。如果承诺迟迟无法兑现,游行即使暂时散去,积累的不满也不会跟着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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