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不管你承认与否，哪怕这番话可能引来争议甚至举报，但在更广泛的统计视野下，我国就业人口的平均工作时长，确实显著高于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
至于那些欠发达地区，受限于统计体系的滞后与数据缺失，很难在同一维度上进行公平且一致的横向对标。
这并非情绪化的宣泄，而是基于历年《部分国家每个劳动者年均工作时间》图表所呈现的客观事实。
从2001年至2025年的长周期数据来看，这条代表中国的曲线始终高高在上，与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的视觉反差。
细读这张跨越四分之一世纪的图表，最直观的冲击来自于数值的量级差异。
代表中国的青色折线常年维持在2150小时至2350小时的区间高位运行，甚至在2024年前后触及了约2350小时的峰值。
相比之下，作为参照系的美国常年徘徊在1800小时左右，日本则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已滑落至1600小时附近。
而德国与英国更是长期处于1350小时至1550小时的低位区间。
这意味着，我国劳动者一年的平均工作时长，比德国同行多出了近1000个小时，这几乎相当于德国人多休了半年的长假。
有人或许会质疑统计口径的差异，认为我国的“平均”可能被高强度行业拉高，或者兼职数据未被充分纳入。
事实上，我国的统计数据主要源自企业上报及《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且按周统计后换算为全年48周的标准模型。
在这一体系中，兼职与非全日制用工其实已被纳入统计范围，这一点与OECD国家尤其是德国的统计逻辑并无本质区别。
即便考虑到兼职工作的“稀释”效应，我国年均工时依然能保持在2200小时以上的高位，这恰恰说明了全职岗位的高负荷运转是推高整体数据的根本原因，而非统计样本的偏差。
回顾历史走势，这种“逆势增长”的趋势更显独特。在2001年至2010年间，虽然我国工时也有波动，但整体与美国、日本的差距尚在可控范围。
然而，自2015年以后，当发达国家普遍进入工时缩减的“下行通道”时，我国的曲线却开始了一轮强劲的反弹与攀升。
特别是2020年之后，全球疫情冲击导致各国工时短暂跳水，但我国不仅迅速回血，更在随后几年创出了新高。
这种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剪刀差”，折射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期特有的韧性与代价。
深入剖析这一现象，产业结构的差异是无法回避的底层逻辑。
发达国家早已完成去工业化进程，服务业尤其是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据主导，单位时间的产出效率极高，从而支撑了较短的工时。
而我国作为“世界工厂”，虽然正在向高端制造转型，但庞大的制造业基数决定了我们仍需依靠大量的劳动时间投入来维持供应链的响应速度与成本优势。
在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的背景下，为了维持竞争力，“时间”往往成为了替代“人口”的最直接要素，导致了宏观层面工时的被动延长。
此外，数字经济时代的“在线化”生存，也在无形中拉长了名义工作时间。
图表中数据的攀升，与互联网、物流、外卖等平台的兴起在时间轴上高度重合。
这些新兴业态打破了传统工厂的打卡边界，将工作时间碎片化并延伸至生活的方方面面。
虽然统计上可能将其折算为标准工时，但在实际体感中，劳动者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
这种隐性的工时投入，不仅推高了统计数据，更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休息”的定义，使得年均工作时长的增加具有了某种技术驱动下的必然性。
从企业微观视角来看，高昂的固定用工成本也是推高时长的推手。
在社保、公积金及其他合规成本逐年上升的当下，企业倾向于通过让现有员工加班来应对订单波动，而非雇佣新员工。
这种“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的策略，虽然在财务报表上优化了人效，却在宏观上体现为人均工时的激增。
尤其是在外贸波动较大的年份，如2023年至2025年期间，为了抢订单、保交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加班文化再度强化，直接反映在图表末端那条昂扬向上的曲线上。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数据背后的积极信号与转型阵痛。工时的高企，在一定阶段内是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快速积累的伴生品。
正是这每年多出来的几百个小时，铸就了完整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奇迹。但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和新生代劳动者观念的转变，单纯依靠延长工时换取增长的模式已难以为继。
图表中2025年数据的微小回落或许是一个信号，表明在政策引导与市场调节的双重作用下，过度劳动的势头可能正迎来拐点，尽管这个拐点来得比预期更为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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