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1月，北京中南海，一场宴会上的偶然相逢，让张治中愣在了原地。席间既有原国民党方面人士，也有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干部。张治中抬眼望去，周恩来身旁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竟是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张治中走近几步，盯着熊向晖看了片刻，脱口问道：“熊老弟，你什么时候起义的？”
周恩来笑着接过话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
一句“归队”，把熊向晖的特殊经历点了出来。别人是从一个阵营走到另一个阵营，而他在国民党军政核心内部多年，表面上是胡宗南信任的幕僚，实际身份却始终没有改变。
熊向晖1919年出生于安徽凤阳。青年时期，他在清华大学求学，正值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际。校园里的抗日救亡运动，使他开始接触进步思想。1936年，他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随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段经历并非简单的思想选择，更像是一次人生方向的确定。熊向晖家境较好，受过完整教育，谈吐得体，又熟悉孙中山的政治主张。这样的外在条件，在当时既能掩护身份，也容易取得国民党上层人物的信任。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虽然合作抗日，但彼此之间并没有真正消除戒备。周恩来判断，胡宗南控制的关中地区十分重要，那里既关系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也可能成为国民党部署军事行动的前沿。
问题在于，派谁去才合适？
这个人不能急于表现，也不能轻易暴露立场；要有文化，懂军事，还得经得住盘问。更麻烦的是，胡宗南用人谨慎，尤其看重出身、仪表和个人能力。熊向晖恰好具备这些条件。
临行前，周恩来没有给他安排轰轰烈烈的任务，反而要求他“沉住气”。不要急着发展关系，不要争夺职位，先在对方身边站稳脚跟。必要时可以提出抗日主张，但必须讲究方式，不能把自己的真实立场写在脸上。
进入胡宗南部队后，熊向晖很快接受了考验。胡宗南曾追问北平学生运动的性质，熊向晖没有回避，却把重点放在“爱国抗日”上。他还借孙中山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作答，使谈话始终停留在国民党能够接受的范围内。
胡宗南听完后，对这个年轻人颇为欣赏。但欣赏不等于完全放心。一次，特务拿出一封匿名检举信，暗示熊向晖有问题，试图观察他的反应。
熊向晖没有慌乱，反而拍案表示不满：“凭什么这样诬陷人？如果不能信任我，我可以辞职。”
这不是简单的发脾气，而是一次有分寸的反击。过于镇定，容易显得心虚；过于恐惧，也会暴露弱点。熊向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受了委屈、又有性格的年轻军官，反倒让对方放松了警惕。
真正考验他的，是军事情报。
胡宗南主持作战会议时，许多重要文件会经过熊向晖之手。熊向晖负责起草、整理和传达，便利用这些工作机会掌握了大量情况，再通过秘密渠道送往延安。那时的情报传递，既没有便利工具，也没有稳定保障，每一次接触都可能付出生命代价。
1946年，胡宗南曾把蒋介石核准的进攻延安方案和陕北兵力部署交给熊向晖，要求他绘制军事草图。熊向晖发现，国民党方面准备集中大批兵力进攻陕甘宁边区，形势异常紧迫。
他先设法把情况转告联系人，后来又在无法外出的情况下，将关键内容写下，冒险转交出去。正是这些情报，使延安方面能够提前作出部署。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占延安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已经主动撤离，陕北战场也由此转入更有利的机动作战。
熊向晖并没有因为身处敌营而获得安全。相反，长期周旋于猜疑和监视之间，稍有差池便可能暴露。后来，由于国民党方面破获北平地下组织，熊向晖的身份受到牵连。胡宗南得知后震怒，却没有公开处理此事，原因之一正是担心暴露自己长期重用“共产党潜伏人员”的失误。
此时熊向晖已在美国学习，暂时避开了直接危险。新中国成立后，他奉召回国。周恩来安排他与张治中接触，并不是为了炫耀情报工作的成果，而是希望借助他的经历，增进彼此了解。
宴会上的那一问，因而有了特殊意味。张治中原以为熊向晖是后来投奔共产党，听完解释才明白，这位昔日熟人在胡宗南身边多年，身份始终属于共产党方面。
张治中感慨道：“原来你一直没有变。”
熊向晖只是笑了笑。对他而言，“归队”不是一句客套话，而是多年隐忍之后，终于能够公开站回原来队伍的身边。
此后，熊向晖进入外交等领域工作。那个曾经在敌营中谨慎落笔、反复斟酌每一句话的青年，终于不必再隐藏姓名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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