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立煌夫人韩权华，多次上演虎妻护夫，最著名一次是骂陈诚夫人，最重要一次是助夫回国！

1924年5月7日，北京《晨报副刊》“来件”一栏登出了一篇署名文章，作者是北京大学一名女学生。文章全文公布了北大教授杨栋林写给她的情书，并附上一句按不住的愤慨：“不意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对本校女生——素不认识的女生竟至于如此。”

这个当众令知名教授万分难看的女学生，就是当年北大的“校花”，21岁的韩权华。

因为这场风波，杨栋林很快成为众矢之的，被迫辞职，韩权华也离开了北大，转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跟刘天华学琵琶，跟嘉祉学钢琴。

这场风波，在当年曾引起一定的争议，很多人认为韩权华的性格过于刚直执拗了，但这恰恰是这个女人区别于民国其他名媛的一个鲜明标签：遇到冒犯与不公，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周旋，而是硬刚。

不管在任何时代，这样的女人想必都是强势的、难嫁的，1945年卫立煌娶她的时候，她已经42岁。

卫立煌的前三任妻子中，第二任朱韵珩与宋美龄关系极深。卫智——卫立煌的孙子——回忆说，朱韵珩每次去见宋美龄“都可以不必通报直接登堂入室”，两人常用英文书信往来，见面也讲英文，抗战期间朱韵珩去洛阳与卫立煌团聚，飞机都是宋美龄安排的。这是一套运转得很顺的“夫人外交”线路：内眷之间的亲近，直接转化为丈夫在蒋介石面前的缓冲与通达。

朱韵珩1939年病逝后，这条线路便断了。蒋介石有意将孔祥熙的二女儿介绍给卫立煌续弦，宋美龄也支持这桩婚姻，但卫立煌极不情愿，谎称自己在海外已有意中人，托人辗转介绍，从书信往来开始，认识了远在檀香山的韩权华。

赵荣声在《回忆卫立煌先生》中专门澄清过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社会上曾谣传韩权华嫁给卫立煌是宋美龄做的媒，“此话全是无稽之谈”。韩权华在美国确实见过宋美龄，但那只是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王正廷欢迎宋美龄的茶会上，一面之缘。

到重庆之后，卫立煌的袍泽们想见见这位新夫人，但是韩权华“有名门闺秀的矜持”，在交际应酬上远不如朱韵珩灵活，会随机应变。

她“还有一些清高的自尊感，不懂得‘夫人外交’对丈夫的重要性”。有几次与宋美龄接触，宋美龄倒有“欧美同学”之谊，她却“不懂得抓住这个机会”，也没有主动去拜访蒋夫人，“所以‘关系’没有接上”。卫立煌身边的人看着朱韵珩时代那条线路曾经起到的微妙作用，希望韩权华也能续上，但她“自视甚高”，下面的人干着急，也不好进言。

在一个人人都在经营“关系”的圈子里，不经营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多年来，这个女人的性情并没有随着境遇的变化，而有所改变，有所妥协。

1948年年初，韩权华与谭祥的那一场冲突，更是将她刚直的性格展现的淋漓尽致。

当时，陈诚在东北把局面弄得不可收拾，以“胃病复发”为由脱身，蒋介石要找人接盘，属意卫立煌。卫立煌拒不肯去，蒋介石派张群、顾祝同轮番登门，都没有说动。最后陈诚的妻子谭祥亲自来了。谭祥是宋美龄的干女儿，这一层关系在国民党高层的人情网络里分量不轻。她到卫家，声泪俱下，说“辞修病得没法，只有请卫先生去东北才有办法”，又说“卫先生答应去东北，就是救了我们一家”。

韩权华没有等卫立煌开口，当着谭祥的面，把桌子一拍，厉声喝道：“自己把东北弄成一个烂摊子，现在让我们来背黑锅，救了你们家是不假，但是却坑了我们一家！”

另有一种出自杜聿明闻听的版本，杜聿明从韩权华口中听到的原话是：“救了他们一家，不是坑了我们一家？有权有利的事你们就争，弄得不可收拾了，就把烂摊子交给别人，叫别人去当替死鬼，这是什么心思？”

虽然知道不是好事，但迫于压力，卫立煌后来还是去了东北。韩权华得知后与他大吵了一顿，嚷道：“你为什么这样乱来，戴上这顶乌纱帽？你有什么把握，打得赢吗？东北快完了，你的部下都不赞成你去，连我这个没有军事头脑的人也能看到没有希望了，你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去替陈诚当替死鬼？”

对于这一幕，很有人讲，卫立煌是好福气，关键时刻，身边有虎妻。

这个说法没错，卫立煌后来能回国，晚年能善终，韩权华起到的作用很大。从香港回归祖国的决心，是韩权华下定的，在香港窘迫时刻，与周恩来、邓颖超能建立联系，用的也是韩家的人脉关系。韩权华的六姐韩恂华与周恩来夫妇相熟，周恩来曾托她写信劝妹妹"放心归来"，而且亲侄女韩德庄就在邓颖超身边工作，也给她跟卫立煌写信，"在太原晤过面的那位朋友，请姑父和姑母回来。”

1955年，卫立煌与韩权华从香港回到北京。

1974年，周恩来在审定国庆招待会名单时，将韩权华与程潜夫人郭翼青、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傅作义夫人刘芸生并列，称为“起义将领四夫人”，并说了一句：“我看，四夫人对国内外影响也不小。”

韩权华1985病逝于北京。

卫智回忆中的祖母是另一种形象：很威严，家里人都有些怕她；家中高朋满座，多是社会文化名流，她不做家务，但琵琶、古筝、钢琴都弹得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