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6年初，豫南山区，周骏鸣和六名同伴凑在一起，手头只有三支枪，子弹也不宽裕。这样的开局，怎么看都不像一支队伍的起点。可后来由他们发展起来的武装，成为新四军的重要力量，周骏鸣也走上了军队领导岗位。
这段经历的关键，不只是人少枪少，更在于当地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联络一度中断。要把队伍拉起来，既得能打仗，也得能重新找到组织、稳住人心。周骏鸣的几次起落，恰好把这两件事连在了一起。
周骏鸣1902年出生于河南确山，早年在冯玉祥部队中任职。中原大战后，所在部队被改编，他成为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一名营长。1931年12月，赵博生、董振堂等人在宁都发动起义，周骏鸣随部参加。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后，他也担任过团长。
这个团长并没有做很久。由于当时的具体情况，他离开了部队。朱德看重他的经历和能力，谈话后，周骏鸣回到家乡开展工作。那时革命力量分散，交通不畅，想找到组织并不容易。他等了一年多，仍没有接上关系，却没有就此放弃。
回乡后，他试着发动群众，依靠当地农民和有限的武器组织行动。一次暴动很快遭到镇压，队伍也未能站住脚。但行动让周骏鸣在当地有了影响，也让他明白，光凭一股劲不够，缺少组织联络和群众基础，武装行动难以持久。
1933年7月，周骏鸣终于重新联系上党组织，随后在确山一带承担工作，并逐步进入河南省委的工作范围。1934年，他转到鄂豫边区负责军事工作。这里的形势并不安稳，围剿加紧，内部又有人被捕后泄露情况，党组织不得不调整部署，部分负责人暂时转移。
麻烦接踵而来。负责联络的交通员兰德修被捕，周骏鸣再次与上级失去联系。国民党方面利用掌握的情报，设下假冒的河南省委机构，意图诱捕地下党员。急于恢复联络的周骏鸣落入圈套，被押往开封监狱，并在那里遇到兰德修。
审讯者逼他们写悔过材料，试图借此让两人继续充当诱饵。周、兰商量后作出应对，出狱后立即设法寻找真实的组织关系。周骏鸣很快联系到徐中和，又通过他向豫鄂边区负责人张星江以及河南省委的王国华、王国富报告情况。假机构的联络随即被切断，避免了更多同志遭到牵连。
这段经历后来影响了他的军旅道路，但不能把复杂的历史判断简化成一纸材料。关键在于，周骏鸣出狱后没有逃避，而是尽快向组织说明情况，并继续承担工作。此后为避开风险，他没有直接回到原先的工作地点，而是和六名同志重新组织游击力量。
起步时，队伍只有一支汉阳造、一支短枪和一支手枪，弹药紧缺。靠着熟悉地方情况、争取群众支持，游击队逐渐扩大。到1936年底，已有百余人，武器能够编成三个队，活动范围也有所拓展。枪不多，队伍却有了骨架，干部也在实战中成长起来。
周骏鸣曾赴延安了解形势，与朱德重逢。此行期间，鄂豫边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游击队也因人员牺牲和分散行动而减员。周骏鸣回来后重新整顿力量，率部应对进攻，并继续扩充队伍。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地方武装的任务和编制也随之调整。
此后，豫南抗日独立团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周骏鸣任团长，率部东进抗日。以这支部队为基础，后来又发展出新四军第五支队；抗战后期，第五支队的力量成为新四军第二师第五旅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六七个人到成建制的部队，背后不是单靠个人胆量，而是组织恢复、群众支持与战场锻炼共同作用的结果。
周骏鸣后来担任新四军第二师参谋长、淮南军区司令员兼新四军第二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区副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他仍在军队工作。1954年调离军队，因而没有参加1955年的授衔。关于他未获军衔的具体原因，不能只凭早年被捕和书写悔过材料作简单定论；军衔评定涉及当时的任职、资历与审查等多方面情况。
这段历史留下的事实是：周骏鸣曾在严峻处境中重建联络，也曾从极少的兵力出发，把地方游击队带入正规部队序列。他于2003年11月9日逝世，享年101岁。七个人的起点，最终连向一个旅的成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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