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已亡，陕甘总督仍率兵攻城，险些为宣统皇帝夺下一片江山

1911年冬，陕西战事正紧，陕甘总督升允率部向西安方向推进时，北京城里的清廷已经陷入退位谈判。消息传到军中，局势却没有立刻停下来。对升允而言，城池还要攻，革命党还要剿，溥仪的江山仍有一线希望。

这件事听起来颇为荒诞，却真实发生在清朝覆亡前后。一个地方大员，手里握着军队，竟然在王朝已经走到尽头时继续作战。他不是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而是不愿承认清朝已经没有回头路。

武昌起义爆发于1911年10月10日。清廷最初的反应并非立即崩溃，而是试图调动军队镇压。然而，朝廷内部很快出现分歧：有人主张重新启用袁世凯，以北洋军稳定局面；也有人担心袁世凯借机掌权，最终反过来逼迫皇室让位。

反对袁世凯的力量，主要来自以清朝宗室和贵族为核心的宗社党。他们并不愿意把军政大权交给袁世凯，更不接受革命党提出的共和方案。对这批人来说，皇帝一旦退位，既有的身份、权力和利益也会随之消失。

有意思的是，宗社党并非只有宫廷里的议论者。他们寄希望于各地仍然效忠清廷的军队，希望把皇室转移到相对稳固的地区，继续维持一个以皇帝为核心的政权。陕甘地区地处西北，远离长江流域，又有地方军队和旧有官僚体系，因此被他们视为可以退守的地方。

升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推到前台的。

升允是镶黄旗人，曾任陕西巡抚，后来出任陕甘总督。他早年并不赞成照搬日本式的君主立宪，甚至因此与良弼等人产生过分歧。但武昌起义后，清廷急需能够带兵作战的高级官员，升允既有地方任职经历，又坚决维护皇室，于是重新受到重用。

宗社党交给他的任务，不只是平定地方局势，更带有明显的战略打算：控制陕西，守住西北，为清廷保留一块可以退守的地盘。倘若北京局势彻底失控，溥仪和皇族便可能西迁，在陕西、甘肃一带继续维持清朝名义。

升允领兵出动后，确实一度取得进展。他所面对的并不是一支训练整齐、指挥统一的革命军，而是由新军、地方武装和民间力量组成的复杂队伍。部分城镇在兵力压力下失守，地方官府也随之动摇。对清廷而言，这些战果被看作“仍有可为”的证据。

但战场上的几座城池，并不能改变北京的政治现实。

袁世凯重新出山后，一面奉清廷之命组织军事行动，一面又与革命党保持联系。他很清楚，单靠武力很难迅速结束南北对峙，真正的筹码是让清廷退位，再由自己接掌共和国的权力。

孙中山也不愿看到南北长期交战。1912年1月15日，他公开表示，只要清帝退位、共和得以确立，临时政府可以推举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这个表态，为袁世凯同隆裕太后谈判提供了现实条件。

可是，宗社党仍在设法阻挠。

1912年1月26日，京津同盟会暗杀机关部部长彭家珍携带炸弹袭击良弼。良弼是宗社党重要人物，也是一位主张保全清朝皇室的强硬派。爆炸发生后，良弼重伤不治，彭家珍也当场牺牲。

据记载，彭家珍曾留下这样的意思：“共和若成，死亦无憾；共和若败，生亦可耻。”这几句话并非战场口号，而是当时政治局势逼到极端后的个人选择。良弼死后，宗社党内部失去重要支柱，原本强硬的阻力迅速松动。

隆裕太后随即加快与袁世凯的谈判。皇室待遇、财产安排、宫廷保留等问题，都成为退位条件的一部分。袁世凯需要一个体面的退场方案，清廷也希望尽量保住皇族的安全与尊严。

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清朝统治正式结束。此时，升允仍在陕西方向用兵。有人把这看成消息闭塞，实际上更接近一种政治选择：他知道局面已经变化，却认为只要手里还有军队，就仍可能替皇室争取一块立足之地。

问题在于，军队并不完全属于个人意志。

清廷退位后，升允部下继续作战的理由已经消失。将士们既看不到明确的政治目标，也不愿为一个已经宣布退位的皇帝长期拼杀。升允试图维持攻势，部队却出现拒战情形。没有军队支持，再坚定的复辟计划也只能停在纸面上。

升允后来离开西北，前往日本寻求支持。他希望借助外部力量保存清朝名号，甚至曾向日本方面陈述自己的主张。可日本并没有为一个已经退位的王朝承担实际代价，升允设想中的援助始终没有出现。

此后多年，他仍未放弃复辟念头。1917年张勋复辟时，旧清遗臣再次聚集，但这场行动很快失败。升允所期待的机会，也随着北洋军内部力量变化而消散。

从陕甘率兵攻城，到流亡海外求援，升允的一生被牢牢系在“保清”二字上。他并非没有判断力，也并非不知道时局变化，只是把地方战事的胜负，看成了王朝存亡的关键。可当政治秩序已经转向，几座城池的得失便很难挽救一个失去全国支持的政权。

1931年7月23日，升允病逝于天津租界，终年72岁。距离清帝退位，已经过去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