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福柯的历史本体论

导读

福柯的“系谱学”究竟是什么？从《词与物》被误归为结构主义，到晚年倾力重释古希腊罗马思想，福柯以真理、权力、道德三个轴心，建构起“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他追问的不是“人是什么”，而是“此时此地的我们自身是何种人”。考古学掘古思今，系谱学则直面当下。这段导读，带你走进福柯哲学的基本特质与批判传统。

法国哲学家福柯一生著述宏富，视域宽广，思想新颖，广泛涉及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医学、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学等领域，并革新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古典时代疯狂史》（1961）、《词与物》（1966）、《知识考古学》（1969）、《规训与惩罚》（1975）、《性经验史》（四卷，1976—2018）等已成传世之作。1966年，福柯代表作《词与物》（副标题为“人文科学考古学”）问世，正值结构主义思潮如日中天之际，被评论界视为结构主义著作。福柯明确拒绝这一归类，指出其属于尼采式系谱学文本。这就是为什么“系谱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20世纪70年代初替代“考古学”，研究主题也渐渐从知识、真理、知识型转向话语、权力、规训、道德、主体化、生命政治、自我技术、自我关怀、直言、治理术、生存美学等崭新领域。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考古学完全消失，而是深度融入系谱学且系谱学化。福柯以考古学方法探究了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代、现代的思想文化，人文科学考古学实际上是系谱学计划的一部分，而更具通化性的广义系谱学指向我们自身的现实性、当下性与当代性，继而回溯至古代性。福柯晚年倾力重新阐释古希腊罗马思想文化，其古为今用的核心工作在于追问“此时此地的我们自身是何种人”。这个问题，在于诊断“此时此地”或“当今世界”并加以历史而批判地反思。

在晚年回顾性访谈《关于伦理学系谱学》（1983）中，福柯明确将“系谱学计划”与“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结合起来，以“历史本体论”为理论框架建构了真理轴心（《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知识考古学》）、权力轴心（《规训与惩罚》）、道德轴心（《性经验史》）之间复杂的系谱关系，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将三者杂糅在一起。因而，我们可以围绕“历史本体论”与“三个轴心”描绘一幅福柯思想肖像，以显示出福柯哲学的基本特质。

首先，在“系谱学计划”中，福柯围绕“真理轴心”建立了关于认识主体的历史本体论，把作为认识主体的我们自身置于我们与真理的关系之中。主体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完成真理构成，处于知识—权力网络中，并经历知识型从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代到现代产生的两次断裂。“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旨在历史地分析认识主体所处时代的知识、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的差异性与局限性。

福柯哲学意义上的认识主体就是处于“此时此地”“当今世界”的我们自身，即正在认识世界及身处其中的人。福柯关注真理问题，探究真理史如何艰难形成，认识主体如何进入真理游戏，因而，福柯并不拒绝自己的哲学家身份。我们自身处于“此时此地”“当今世界”，既是认识主体又是认识客体，即人既在主体之位又在客体之位，处于主客合一状态。福柯晚年用化名（Maurice Florence）为于斯曼（Denis Huisman）主编的《哲学家辞典》（1984）撰写“福柯”词条，以哲学自传方式将“自我”视为认识客体，又以认识主体身份探讨这一客体。这是通过自我书写来说明主体的塑造过程，也表明主体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有一个塑造过程（客体化过程）。书写（认识）过程同时是主体化与客体化，它们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相互博弈，这就是知识再现与真理游戏，而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正是在其中融为一体。

其次，福柯在“权力轴心”上提出了关于施动主体的历史本体论，即权力关系中的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将作为施动主体的我们自身置于我们与权力的关系中。这是主体的权力构成。所谓施动主体就是作用于他人、影响他人或支配他人的主体，同时也是受制于他人的客体。施动过程意味着主体化与客体化。在权力轴心上，主体化就是去臣服化，即去客体化，反之亦然，客体化就是去主体化；主体化与客体化实际上是同时双向发生的；况且，“sujet”这个法文词既具主体又具臣民、客体、对象之意，可见其主客二体合一性。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建立了身体与姿势之间的关联、身体与对象之间的联结；规训控制既训练了身体的特定姿势，又达到身体与姿势之间的最佳关系；主体身体与其对象之间的联结有赖于规训，规训式权力关系就是作用于人的行为；权力既与抵抗关联，又与知识联结，从而产生复合体二元（甚或多元）的关联与联结：身体—武器、身体—工具、身体—机器……构成再生的复合关系链条，成为规训社会的根本特征。规训控制意味着主体与客体在控制和被控制中同时诞生，即主体实际上是被控制的客体或对象，控制主体与控制客体连接在一起，从而成为复合体，主体哲学以新的姿态展现出来。可见，福柯抛弃了主客二元对立的传统观念，有效克服了传统的主客两极化思维。

最后，在“道德轴心”上，福柯构设了关于伦理主体的历史本体论，即处于道德关系之中的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我们自身作为伦理主体，是在我们与道德（比如性道德）的关系之中构成的，这是主体的道德构成。在此意义上，《性经验史》（特别是二、三卷）是一部伦理学著作。可见，它超越了“性经验”主题本身，意在催生“政治即伦理”的观念，其出发点是主体的道德构成与主体化过程。

“系谱学计划”区分了古希腊罗马伦理与基督教道德、行为道德与道德准则、性快感与肉欲。古希腊罗马伦理在福柯语境中使我们自身成为伦理主体与伦理客体，既使我们主体化，也使我们客体化或臣服化；古希腊人的伦理实体是欲望和性快感，其客体化或臣服化方式是既具美学性又具政治性的个人选择；然而，基督教道德完全相反，其道德实体是服从与肉欲，其臣服化方式诉诸神法。福柯强调自我关怀、自我技术、自我实践、自我训练、自我修养等，这些极具创造性的伦理实践旨在创造一种美的生存，勇敢生存，向死亦然。由此可见，人在道德关系中实现主体化与客体化，并把自己的生命塑造成艺术品，即别样的存在方式。

法国《世界报》（1984年7月15—16日）发表访谈稿《生存美学》，福柯在其中深入阐述了关于“生存”的美学问题。生存美学与伦理学紧密结合，生存既具审美性又具伦理性，因为生存美学旨在回应古代道德观念的消失且回归古希腊人的道德，使人创造自我。这并非无条件回归古代，我们身为今人，应当努力重建自身与此时此地或现实世界的种种关系，并在其中把自身塑造成主体、使自身生活艺术化。生存美学指向塑造主体或主体性的一种伦理实践：主体在受动式臣服与能动性创造的摆渡中炼成；自我关怀以关怀他者，自我治理以治理他者与城邦；关键在于医治精神创伤、修正错误观点与未经检验的意见。

综上所述，面向过去的考古学旨在掘古思今、以史观今，向现有档案的话语体系与非话语体系发问，然仍受制于起源情结，而系谱学则意在摆脱考古学的起源性、历史性束缚，以更加直接地关注“现实”“当下”“当代”。于是，福柯转向不追寻起源的系谱学，经真理轴心、权力轴心、道德轴心等而通往伦理学与美学及其联结，最终向一种可能的“美学伦理学”敞开。可见，福柯明确以方法带主题的方式辗转、穿行于主题替代游戏与演进逻辑之中。作为理论方法，扬弃、批判、反思考古学的广义系谱学贯穿福柯的整个哲学研究，与历史本体论相结合，以探究主体命运并建立崭新的主体哲学或主体历史本体论。在此意义上，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就是关于主体问题（认识主体、施动主体、伦理主体等）的历史本体论，并且，主体的真理构成、权力构成与道德构成，既是历史的又是批判的。

在其一生的哲学事业中，福柯将历史、批判与本体论结合起来，以历史而批判地分析存在与有限性问题，遂有“批判本体论”或“思想批判史”。福柯在《什么是启蒙？》（1984）一文中表明，我们应当将我们自身的批判本体论视为哲学态度、哲学品格与哲学生活；而所谓“思想批判史”就是真理游戏涌现的历史，即真理言说的历史，重在分析特定知识产生的可能性条件。可见，本体论、批判性与历史性完美结合。关键在于对置身于此时此地、当今世界的我们自身所是之人加以批判。晚年在总结自己的哲学探索工作时，福柯认为，他的全部哲学研究就是书写思想批判史，与其法兰西学院教席“思想体系史”和“历史本体论”一脉相通。

福柯如此界定自己的哲学工作，既避免了单纯的考古学或系谱学与哲学史脱节，又为自己的学术归属找到了明确可靠的哲学传统，即康德开创的批判传统。可见，福柯哲学是批判哲学传统的继续；与此同时，福柯十分重视与包括康德在内的众多哲学家（诸如尼采、边沁、萨特、梅洛-庞蒂、康吉莱姆、德里达、德勒兹等）持续对话，并从考古学的静态已知转向系谱学的动态未知。福柯以独特的动态思想方式创造了具有现实性、开放性与未来性的历史本体论，它对我们理解与诠释当代世界也颇有切中性、启发性和范式性，引导研究者不断历史而批判地反思世间万象与探索福柯尚未涉足的领域。总之，一如福柯在遗作《哲学话语》（2023）中昭示：作为志业的哲学“仅为能够开创未来而立言”。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原标题：福柯的历史本体论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AI辅助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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