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开山令》：重现正史中失语的底层江湖世界

“今日结成香一把，胜似同胞其一家。”在袍哥流传的《金台山开山令》中，结拜兄弟被赋予超越血缘的意义。焚香、盟誓、讲述共同祖先的故事，一群原本互不相识的人，由此成为可以相互依靠的“哥弟”。

这首令文产生于何时，已经难以确定。但在历史学家王笛看来，无法逐一坐实的故事，仍能帮助我们理解真实的历史。2026年10月，王笛新著《开山令——袍哥起源的传说、神话和历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北京红楼公共藏书楼举行的首发对谈中，王笛与历史学者王奇生、罗新围绕“边缘的力量”展开讨论。

从1989年申请课题立项到新书问世，王笛对于袍哥这一主题的研究已持续37年。此前出版的《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用王笛的说法，只是这一长期课题的“副产品”。这本新作《开山令》，则是这项研究的正式成果。

哥老会在正史中集体失语，他们的形象只留存于官府档案的污名化记述与江湖手抄本的口头传说中，这也成为驱动他数十年深耕这一课题的初心：要为这群人打捞、书写属于他们的历史。

《开山令——袍哥起源的传说、神话和历史》书封

重新辨认官府笔下的边缘人

哥老会是近代中国重要的民间秘密结社，依靠结拜、互助及内部规约维系成员关系，并曾参与反清革命。四川的哥老会通常被称为袍哥。这样的组织从哪里来？长期以来，一种解释将其前身指向清代的“啯噜”。

啯噜常见于清代官府记录，用来指称活动于四川及邻近地区、被归入游民或匪徒的群体。在此前的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啯噜是哥老会的起源。王笛在《开山令》中的重要工作，是重新审查“啯噜演化为哥老会”这一解释。他从1781年川鄂边境的一起拒捕案入手，追踪清廷查办、围剿啯噜的过程，也追问被写进奏折与供词的人，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

在他的分析中，啯噜的活动与人口压力、贫困、流动谋生及山区开发相联系。所谓盛世的另一面，是大量普通人生存空间的收缩。

但共同处境，并不自动构成共同的组织谱系。王笛在对谈中强调，拜把结盟是清代底层男性中相当普遍的行为，不能因为啯噜与哥老会都有结拜活动，就认定二者存在直接传承。相较于档案所呈现的松散啯噜群体，哥老会发展出了较完整的组织、仪式和自我叙述。要证明它们之间的关系，需要比行为相似更充分的证据。

这一辨析同时触及史料的可靠性。官府留下的文字，保存了珍贵的信息，也包含治理者的立场。在书中，王笛提醒，关于哥老会早期历史的记录，许多出自敌视它的地方精英与清廷官员，研究者不能把这些描述直接当作被描述者的全貌。

对谈中，王奇生提出，过去史学界习惯性将哥老会归类为“秘密社会”，但结合一手统计数据就能发现历史真相：民国时期四川农村大约七成农民卷入哥老会，早已不是小众隐秘组织，而是近代地方社会的常态组成部分。如果忽视哥老会这类会党力量，对于整个近代社会史的理解就缺失了极为关键的一半。

王笛在活动现场

从茶馆到山堂：王笛研究中的一条长线

哥老会把自身来历与郑成功、陈近南以及天地会、洪门联系起来。天地会是清代民间秘密结社，洪门则是与其传统密切相关的组织称谓和认同体系。王笛没有将郑成功“开山”的故事作为已经证实的历史。他从组织形态、精神信仰和文献传承等方面，讨论哥老会与天地会、洪门传统之间的联系，同时把这些起源故事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

全书由此形成两个相互参照的部分：“他”说的历史，与“我”说的历史。前者主要来自官方档案和精英记述，后者来自袍哥自述及内部文献。书名“开山令”也来自这一文献世界。开山，指建立山堂，即组织单位；令，是仪式中诵读的令文。谁先传令、谁来接令，既营造庄严气氛，也显示内部地位。

王笛写道：“虽然郑成功开山立堂的故事没办法证明，但是他们坚信不疑，因为这为他们组织的合法化、远大目标和内部凝聚力，提供了解释和精神支柱。”

这种研究也有材料上的限度。王笛在书中坦言，同行曾对他较多依赖卫大法师的帮会著述提出保留意见。这些著述存在不严谨等问题，却又保存了难以替代的丰富叙述。承认其价值，并不意味着取消辨伪；将传说纳入研究，也不等于赋予所有材料相同的证明力。

王笛也提出，即便部分起源故事并非史实，依旧具备极高的研究价值。哥老会塑造郑成功、陈近南开山立堂的叙事，是一套用来凝聚群体的身份叙事。“讲故事”本身就是边缘群体重要的生存工具。这套起源叙事完成身份建构，把底层流民凝聚为一股强大的社会组织力量。历史学家的工作不只是剥离神话碎片还原客观史实，更要追问：底层群体为什么要主动编造这样的历史，这些传说背后投射了他们怎样的政治诉求、身份认知与生存处境。

罗新在对谈中指出，在神话与可考史实之间，还应认真对待“传说”这一层次。它可能混合虚构与历史碎片，值得追问的是这些叙述如何形成，又回应了什么现实需要。

罗新认为，细读《开山令》，能读出充满思辨色彩的历史吊诡：哥老会本身是受压迫底层人形成的反抗组织，他们奋起反抗旧时代的等级社会，却又完整模仿旧王朝的等级制度，搭建起自身山堂体系，划分尊卑、晋升层级。这些反抗者没有全新平等的思想资源可借用，即便反抗取得成功，依旧会复刻旧制度，这也是古代王朝周期性循环的内在根源。由此，本书不单是一本会党专题史，更成为一面镜子，帮助读者看懂传统社会循环往复的困境。他还谈到，书中大量收录帮会内部隐秘行话、仪式文本，使得阅读门槛较高。但恰是这些难得一见的一手民间材料，让普通读者得以窥见正史不愿记录的底层江湖世界。

罗新

对熟悉王笛的读者而言，《开山令》既是新方向，也是旧问题的深入。王笛早年的《跨出封闭的世界》，从长江上游区域社会展开研究；此后的《街头文化》与两部《茶馆》，将观察尺度推进到街道、店铺和日常交往之中。他关心普通人如何使用公共空间，如何谋生、协商、发生冲突，以及国家和地方权力怎样进入这些生活。

《袍哥》则以川西乡村的一起谋杀事件为切口，呈现地方社会中的暴力与秩序。《开山令》向前追问：这种力量如何形成？成员如何理解自己的归属？如果说前者着重观察组织怎样运作，后者更关注组织如何解释自身、确立认同。

从街头、茶馆到山堂，王笛持续追问普通人如何在制度之外及制度缝隙中组织生活。《开山令》将这个问题推进了一步——他们不仅创造关系和规则，也创造关于自己的历史。

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