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习气”的张国涛是如何逐步丧失对四方面军的控制?

先说结论：张国焘失去对红四方面军的控制，不是一夜之间，而是一个从法理、军事到人心的逐步崩塌过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内部威望很高，人多枪多，命令一下，很多人习惯跟着走。懋功会师后，面对一方面军只剩两万多人的现实，他的心态迅速膨胀，把四方面军当成了自己的“本钱”，觉得人多枪多就有话语权。但他没有意识到，红军不是军阀私人军队，四方面军的将领和干部首先是共产党员，服从的是党的组织原则，而不是某个人的个人权威。

从伸手要权，到阿坝分裂、另立中央；从百丈战役惨败、南下路线破产，到共产国际表态、红二方面军会师形成制衡，张国焘的权威在法理上被动摇，在军事上被证伪，在组织上被孤立，最后在人心上被抛弃。等到西北局开会表决、三大主力会师、中央军委统一指挥时，他已经再也无法把四方面军当成个人说了算的力量。

一个曾经人多枪多、威望很高的领导人，为什么最终会变成少数派？他又是怎样一步步透支掉自己的威信，直到连最核心的搭档和爱将都不再无条件支持他？这篇文章，就从懋功会师讲起。

张国焘并不是一下子失去对四方面军的控制的，而是他一步步，先在法理上失去了支持，又在军事上失败，让他的战友都开始反对他，最后反对他的力量超过了支持他的力量，才失去了权威。

张国焘这个人非常有能力，但他的缺点就是军阀习气，他把四方面军当成了自己的本钱，在他看来，人多枪多就有话语权。

他对四方面军的控制，也不是靠党的集体领导，而是靠高压、肃反和个人命令。正因为他从根本上就走错了路，才有了后来的结果。

图1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前排/后排左起：张闻天、康生、周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最右）。此时张国焘的分裂错误已在党内受到批判，他在中央领导层中日益孤立。

懋功会师时，他与中央的矛盾就已经埋下。

1935年6月，第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当时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左右，而一方面军只剩两万多人，张国焘的心态一下子膨胀起来。

中央定的方针是北上，到陕甘建立根据地、靠近抗日前线；张国焘不想北上，觉得北边荒凉、粮食少，就想南下回到四川富庶的盆地，打地盘、占城市。

他一开始不是直接掀桌子，而是伸手要权，借口“统一指挥”，逼着中央改组领导班子。中央为了团结，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

这个时候，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内部威望还很高，大部分基层战士和不少干部长期跟着他打仗，习惯听他的命令。

但徐向前、陈昌浩这些核心将领，本身是党员，是服从党的组织原则的，不是张国焘私人的部下，只是当时还没有公开反对他。

图2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县）达维镇胜利会师。图为懋功红军会师纪念地纪念碑。会师时四方面军约八万人，而历经长征的一方面军仅剩两万余人，兵力悬殊成为张国焘野心膨胀的重要背景。

阿坝分裂、另立中央：他开始在政治上透支威信。

两河口会议之后，中央反复催促北上，张国焘一直拖延、找借口。

后来他发密电，要求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就是分裂的关键节点。

中央为避免自相残杀，连夜带着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

张国焘就带着左路军（四方面军主力加五军、三十二军）掉头南下，再次过草地。1935年10月5日，他在卓木碉开大会，另立一个“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还下令通缉几人。

朱德、刘伯承公开不赞成，明确说：“我是共产党员，不能反党中央。你搞你的，我不跟着你搞。”

徐向前全程沉默，不表态支持他另立中央。

图3徐向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1935年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时，徐向前全程沉默，未予支持；此后他与朱德、刘伯承等一起，同张国焘的分裂错误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最终促成四方面军北上与中央会合。

很多四方面军干部本来是跟着他打胜仗的，现在突然听说要另搞一个中央，心里非常别扭，不少人是被动跟着走，不是真心认同这套分裂逻辑。

朱德、刘伯承在部队里耐心做工作，到处跟干部战士讲一句话：天下红军是一家，红军不能分裂，党中央在陕北。不少四方面军指战员开始怀疑张国焘：“如果中央是错的，为什么朱总司令坚决不跟着他反中央？”

这个阶段，张国焘还能靠高压管住部队，但是他已经从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变成了一个违背党的组织原则、搞分裂的人，道义根基开始松动。

决定性的打击，是在百丈战役惨败之后。

为了南下，张国焘还向大家打包票：南下四川，攻打富饶的天全、芦山、雅安，能建立根据地，粮食充足，便于发展。

绥崇丹懋战役打赢了，部队还有信心。但紧接着百丈大战，连续七天血战，红军虽然杀伤大量川军，自己伤亡近万人，主力严重受损。

川军加上蒋介石的薛岳部不断增兵、修筑堡垒，红军再也打不出去，东进、南下都走不通，只能往西边寒冷、人烟稀少的藏区撤退，退到甘孜一带。到甘孜之后，缺粮、缺衣、缺药，大雪封山，人烟稀少，没法建立根据地。南下前约八万人的部队，到甘孜只剩四万多，减员过半。

而当时的中央红军，北上到陕北，已经站稳了脚跟，还取得了直罗镇大捷，消息经电报传到四方面军。战士和干部开始私下议论：

“张总政委总说北上是逃跑、会冻死饿死，结果中央那边打胜仗站住脚了；我们南下，人死了一大半，困在雪山草地饿肚子。”

军队里，指挥员的威信很大程度上靠“能不能打赢、能不能带大家活下去”。现在，他的路线被实战证明是绝路，军心开始动摇。

连他最核心、长期支持他的搭档——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也转变态度，不再无条件站在张国焘一边，开始支持北上。手下爱将徐向前也多次明确表示，不能再困在西康，必须北上会合中央。

张国焘最核心的班底开始瓦解，他在四方面军不再一言九鼎，权威受到严重挑战。

共产国际的表态，更是彻底打破了他政治上的借口。

从陕北过来的林育英（张浩），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带来明确消息：共产国际完全同意陕北党中央的路线，支持红军北上抗日。

这对张国焘是致命打击。他之前一直给自己找理由，说中央路线不对、他才是正确的一方。现在共产国际表态，等于告诉他：你另立的这个“中央”，在国际层面也不被承认，你才是违反路线的一方。这一下，他连法理都站不住脚了。

朱德、徐向前、陈昌浩等人抓住这个机会，集体要求取消伪中央、北上。张国焘此时已是孤家寡人、少数派；若硬顶下去，就要承担“违抗共产国际指示”的罪名，压力巨大。

甘孜会师后，红二方面军的到来形成强大制衡，他再也压不住局面了。

红二、六军团（后来编成红二方面军）到甘孜和四方面军会合。

张国焘本来想拉拢贺龙、任弼时、关向应，鼓动二方面军跟着他一起反对陕北中央。

但朱德、刘伯承已经预判了他的打算，提前把张国焘搞分裂的真相告诉二方面军领导。贺龙、任弼时立场非常坚定，明确拥护党中央，坚决反对分裂。

图41935年8月，红二、六军团领导在湖南澧县合影。后排左起：贺龙、李达、关向应、任弼时，前排坐者为王震。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贺龙、任弼时立场坚定地拥护党中央、反对分裂，成为制衡张国焘的关键力量。

这一下，力量对比彻底变了：之前在四方面军内部，反对张国焘的是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现在又增加了整个二方面军，二方面军态度统一、立场强硬。

红二方面军是兄弟部队，他无法再使用过去的高压手段；许多重大问题都通过开会讨论、集体表决，张国焘再想维持一言堂已经不行了。

在这种情况下，1936年6月6日，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他私设的“第二中央”，同意北上。

这标志着他分裂路线的失败，他对四方面军的绝对控制已经不复存在。之后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重大事项由西北局集体讨论决定，不再由他个人独断。

北上途中，张国焘还不甘心，企图反扑，想把部队往西带。西北局开会表决，多数人反对西进，坚持北上。

张国焘闹脾气，说自己不干总政委了，想以此要挟大家。这时，朱德站了出来：“他不干，我来干！”继续组织部队北上。最后张国焘只能服从多数决议，跟着大部队北上，到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师。

会宁会师之后，权力收归中央，张国焘的军阀式个人控制彻底宣告破产。

三大主力会师之后，所有红军统一归中央军委指挥。四方面军不再是张国焘可以个人说了算的独立力量。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作出决议：他的错误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反党分裂行为的综合，根源是封建军阀意识在党内的反映。

图5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图为会师后红军一部合影。三大主力会师后，全国红军统一归中央军委指挥，张国焘再也无法将红四方面军当作个人说了算的力量。

同时，中央划清一条关键界限：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是革命的，不能把张国焘的个人错误与四方面军混为一谈；大部分四方面军干部也已经认清了张国焘的错误，站在党中央一边。

张国焘之后虽然还保留职务，但他再也没有能力掌控四方面军。1938年，他叛逃出走，脱离革命队伍，连警卫员都带不走。

最后总结一下，张国焘丧失对四方面军的控制，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一开始靠兵力优势、长期个人威望加高压肃反，形成军阀式的个人权威。但他始终没有能力真正把四方面军变成私人军队，徐向前、陈昌浩和大批干部都是党员，有自己的党性底线，也有自己的判断。

等到南下计划失败、造成大量人员牺牲之后，生存危机让广大官兵开始反思，不再迷信他的权威。曾经的核心助手陈昌浩不再无条件支持他，徐向前、朱德、刘伯承持续坚持原则，他在高层变成少数派。

后来，共产国际表态否定他的分裂行为，加上红二方面军加入，形成压倒性的集体力量，组织原则压倒了他个人的权威，他彻底失去了对红四方面军的控制。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局面，也与红军建军之初的宗旨和制度有很大关系。红军是以共产党为基础组织建立起来的军队，不是没有组织、只靠吃饱饭维持的军阀私人军队。

在这样的军队里，他的路线一旦被实践证明错误，他的权威就会被怀疑；开会表决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变成少数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