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教官讲授战术时，一个连长站起怒斥：“你就是怕死鬼！”

1930年冬，中央苏区一处临时训练场，红九师参谋耿飚面对六十多名基层指挥员，讲起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敌人开火时，怎样接近目标，又怎样让自己活着回来。

台下坐着的，许多人刚从战场下来。他们敢冲、敢拼，也不怕牺牲，但对地形、火力、隐蔽和协同缺少系统认识。有人识字不多，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完整。要给这样一群人讲战术，难度可想而知。

耿飚没有急着搬出书本上的术语，而是先从最基本的事情做起。他把每个人的名字写在纸上，交给学员照着练。纸张有限，字也写得歪歪扭扭，可不少人就在这样的练习中，第一次认真认识了自己的名字。

这件小事并不显眼，却说明了当时红军教育面临的现实：队伍里有大量从工农群众中成长起来的战士，他们作战勇敢、立场坚定，却未必接受过正规训练。要把“敢打”变成“会打”，必须从基础补起。

真正的冲突，很快出现在课堂上。

耿飚讲到利用地形时，举了一个例子：敌人正在射击，前方恰好有一处土堆，战士可以借助土堆遮蔽身体，再寻找合适角度还击。话音刚落，一名连长突然站了起来，情绪很激烈地说：“我看，你就是怕死鬼！”

这句话，放在当时的红军队伍里并不难理解。经过长期斗争，许多人把不怕牺牲理解成迎着枪林弹雨向前冲，把后退、隐蔽、迂回看成意志不坚定。可战场从来不是比谁更莽撞，勇敢如果没有方法，往往只会增加无谓伤亡。

耿飚没有和这名连长争吵，而是耐心解释：保存自己，不是贪生怕死；只有保住有生力量，才能持续打击敌人，完成更重要的任务。说到底，军人的牺牲应当服从作战目的，不能把牺牲本身当成战术。

有意思的是，理论讲得再多，学员们仍觉得抽象。耿飚很快改变了授课方式，把课堂搬到了野外。

他选择一片开阔地，在高处设置模拟火力点，让学员练习敌火下运动。学员要接近目标，必须观察地形，寻找遮蔽物，确定几个可以停留和观察的位置，然后分段前进。每一步都不能只凭胆量，还要判断敌情和退路。

耿飚把这个道理说得很朴素。他用老鼠躲避猫的故事作比喻：老鼠若想靠近桌上的食物，不能直冲过去，而要先看清哪里能藏身，哪里容易被堵住，再借助桌椅之间的空隙移动。

“打仗也一样。”他说，“每走一步，都要给自己留下观察和返回的余地。”

学员们轮流上场，其他人站在一旁挑错。有人匍匐前进时屁股抬得太高，旁边立刻有人喊：“姿势太高，敌人的枪口就找到了你！”有人只顾低头赶路，却没有观察前方，也会被当场叫停。

这种训练不讲情面，却很有效。大家既是学员，也是考官。一个人动作不合格，所有人都能看见；一个人改进成功，其他人也能跟着学。战术不再是纸面上的词，而成了身体能够记住的动作。

射击训练同样受制于物资匮乏。红军武器弹药紧张，子弹不能拿来随意练习。耿飚便设计了一种节省弹药的办法，把步枪固定起来，让学员反复进行瞄准，在纸上标出每次瞄准的位置，再比较几个标记是否集中。

没有实弹，照样可以训练稳定性和瞄准习惯。这个办法谈不上复杂，却符合当时的条件。战术教育不是摆阔气，也不是照抄教范，而是想办法把有限资源用到关键地方。

这批学员的情况，也反映出红军由分散作战走向正规化建设的过程。早期队伍中，许多指挥员靠经验带兵，打顺风仗时敢冲敢拼，遇到复杂地形和敌人火力时，就容易出现蛮干。随着部队规模扩大，仅凭个人胆识已经不够，观察、判断、部署和协同逐渐成为指挥员必须掌握的本领。

耿飚本人也不是只靠课堂知识成长起来的。他早年参加革命，在湘赣边界等地经历过严酷斗争，后来参加中央苏区的多次作战，既有基层带兵经验，也熟悉参谋工作。正因为在战场上吃过亏、总结过，他讲课时少有空泛说教，更多是把问题拆开，让学员知道为什么这样做。

1931年春，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经过训练的学员回到各自部队，重新投入战斗。那场反“围剿”持续时间不长，红军连续取得胜利，部队在运动中歼敌，作战主动权进一步增强。

战场上的效果，往往比课堂上的掌声更能说明问题。耿飚后来在部队中遇到曾经的学员，有人告诉他，训练时学到的分段运动、利用地形和观察敌情，在实战中确实派上了用场。

这场训练没有留下多少华丽场面，却留下了一个清楚的道理：革命队伍需要勇气，也需要方法；指挥员可以来自普通士兵，但不能永远停留在凭胆量作战的阶段。那句“怕死鬼”的质问，最后被一次次训练和战场实践，变成了对“勇敢”二字更准确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