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广州贸易中的私营商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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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广州贸易史（1700—1840）：公司与商行以外的私营商人》着眼于1700—1840年广州贸易中被忽视的私营商人，探究他们在资金流动、商品交易及跨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填补了广州贸易史研究的重要空白。作者整合多语种档案资料，对私营贸易的运作细节，如资金流转、盈利逻辑予以细致呈现，并由此证实清廷对广州贸易的管控灵活包容，打破清廷外贸政策严苛的认知。此外，书中梳理了私营商人在广州的艺术品收藏、私人社交、文体活动等非商业行为，以丰富的跨文化交流细节，呈现多元立体的私营商人形象。全书多维度阐释了私营商人对官方贸易的重要补充作用，为理解近代中西贸易格局、全球资本流动及跨文化互动提供了新的视角。

《广州贸易史（1700—1840）：公司与商行以外的私营商人》，[美]范岱克、[美]史苏珊 著，俞 强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私营商人

一个地方（印度）有充足的资本供应，另一个地方（中国）有大量的资本需求，这就为大胆的私营商人创造了金融投机的机会。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公司的船长、自由商人和“闯入者”们纷纷从印度来到中国，成为经纪人和银行家，为印度那些有钱的客户建立起金融交易的渠道。就居住在亚洲的英国人而言，这种移民似乎从18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并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从涓涓细流变成了稳定的流动。在1761年到1780年间的不同时期，在广州从事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发现了20多名没有执照的私营商人。公司董事会对那些来自东印度群岛的“无照人员前往中国”的情况表示非常关注，这些人长年居住在广州和澳门。为了阻止这种行为，他们给广州的大班们下达命令：

因为任何人员整年居住在中国并从事私人事务的这种行为是我们决不允许的，所以你们要积极行动起来，要求那些实际居住（如果有的话）或者你们认为有这种意图的人员离开广州，首先要安排他们乘坐适当的船只前往印度部分地区，让他们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你们要向他们明示我们的命令，在前往我们的定居点或殖民地或印度其他地方的航运正常之后，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在广州停留更长时间。

第一次发出这样的警告可能是在18世纪60年代早期。但是，东印度公司面临的问题是，清政府保障私营商人在广州的自由贸易，这与东印度公司的利益背道而驰。东印度公司通过限制英国私营商人在华的贸易活动，竭尽所能保护其对华贸易垄断地位，但收效甚微。

表中提到的几个人都来自印度。例如，董事会认为广州的乔治·史密斯是经由巴士拉，到达了孟加拉，然后不久之后就搬到中国。查尔斯·克伦梅林也是经由印度来到中国的。实际上，他于1717年在孟买出生，1760年至1769年曾担任孟买总督。后来，他搬到了广州，在那里做了几年商人。1755年，16岁的约翰·克莱顿以东印度公司作家的身份来到印度。1762年他第一次航行到中国，但不久之后就乘坐一艘从澳门来的葡萄牙船回到了印度。在给几艘港脚船担任大班之后，他于1768年带着“定居的决心”搬到了广州。

这些人和其他私营经纪人在广州管理着他们客户的财富。人们对在印度的英国投资者从他们在中国的经纪人那里得到的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感到好奇。像乔治这样的经纪人会定期和他们在印度的客户进行坦诚的交流吗？不幸的是，广州的经纪人们的书信都没有保留下来。但是，我们确实知道，这些广州的经纪人接收的货物是由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雇员托运的。这些运输的货物包括印度和东南亚的产品，如锡、棉花、红木、硝石、鸦片、藤条、胡椒、大米、西米、阿拉克烧酒、鱼、檀香、肉豆蔻、龙血（一种染料）、象牙、鱼翅、土拨鼠、花胶、珍珠、珊瑚、棒胶、黄珠、乌木、丁香、鼻烟、樟脑、手帕、鳗鱼、棉质装饰物、海参、莫可石、燕窝、眼镜、钟表、铅、切割件、窗玻璃、葡萄干、金线、琥珀、蓝宝石、手表、胭脂红、玳瑁，以及许多其他物品。然后这些经纪人将销售货物所得的金钱存入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财库里，换取承兑汇票，以便汇到伦敦去。通常这些交易过程会在一年的时间内完成。

通过帮助客户将资金转移到全球各地，印度的投资者和他们在中国的经纪人为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提供了大量资金。1787年，在广州的乔治·史密斯大胆宣称，如果没有像他这样的商人，“东印度公司就无法获得每年的投资资金”。罗杰斯船长的说法是：“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当那些私人打开他们的金库时，东印度公司向他们寻求资金……他们的船长无法拿出资金用于公司的投资……因此，我认为东印度公司的利益不会受到这些定居在广州的私营商人的损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些私人资本就意味着茶叶贸易的大幅减少。1769年至1792年间，私营商人向东印度公司的财库存入27,174,113两白银。同期出口到英国的中国茶叶的主要成本为43,761,711两白银。私营商人的金融活动极大地支持了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贸易，这是那些在对华贸易中获利者所不能忽视的事实。美国驻广州的第一任领事就在他的日记中指出，私人贸易的获利绝大部分储存在广州的财库里，多年来，东印度公司都不必再依靠欧洲出口任何货币来与中国进行贸易。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广州是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贸易港，包括这些来自印度的个体经纪人。

原标题：《从清代广州贸易中的私营商人群体重识中西贸易史》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蒋楚婷

来源：作者：[美]范岱克、[美]史苏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