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与彭雪枫、李先念共事，被称大姐，本应有大用却被闲置下来

1946年6月，鄂豫边区风声骤紧，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军区，机关和部队开始分路突围。陈少敏身体已经很差，却没有跟着先行撤离，而是坚持留到最后。有人劝她赶紧走，她只回了一句：“我不是泥捏的。”

这句话听着硬气，背后却是多年重压。她不是普通的地方干部，而是从地下斗争、抗日游击战争一路走出来的老革命，在鄂豫地区与彭雪枫、李先念并肩工作，两个后来声名显赫的军事将领，都称她一声“陈大姐”。

陈少敏出生于1902年。那个年代，普通家庭的女子能读书，已经不是寻常事。她受父亲影响接受教育，成年后到青岛谋生，做过苦工，也进入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学校读书。生活的艰辛和新思想的冲击，使她很早便开始思考个人命运之外的事情。

1927年，她加入共青团，投身工人运动。地下工作最考验胆量，也考验细节。为了掩护身份，她曾与任国桢扮作夫妻，往来于天津、北平等地。后来两人真正走到一起，但任国桢不久被捕，最终牺牲。

这样的打击没有让她离开斗争。她继续在天津从事秘密工作，随后转赴唐山、冀鲁豫等地。抗战爆发前，她到延安学习。那些经历让她既熟悉基层组织，也懂得在高压环境中保存力量，后来处理复杂的地方局面时，这些本领都派上了用场。

1938年，陈少敏被派往南昌开展妇女工作，之后进入鄂豫地区。这里有革命传统，也有活动多年的地方武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高敬亭部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竹沟一带则逐渐成为中原地区的重要落脚点。

当时，朱理治任河南省委书记，彭雪枫负责军事工作，陈少敏担任组织部长。竹沟驻有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留守力量，主力虽已外出作战，留下的人员不多，却具备公开活动的合法名义。地方干部和部队干部由此汇聚，竹沟便不只是一个驻地，而成了连接部队、群众和地方组织的支点。

彭雪枫比陈少敏年轻五岁，但两人的革命资历相近。彭雪枫能带兵，也善于做政治工作，面对这位经验丰富的女干部，一直称她为“陈大姐”。这种称呼不是客套，而是对她判断力和担当的认可。

有意思的是，彭雪枫率部向豫东、豫苏皖方向发展后，陈少敏并没有因为军事力量外调而失去作用。1939年，李先念从延安来到竹沟，带来一百多名干部，组建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陈少敏承担的，也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组织工作。

部队扩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后，李先念任司令，陈少敏任政委。两人同年入党，陈少敏比李先念大七岁，李先念同样称她为“陈大姐”。在女性干部很少直接承担一线军事和党政重任的年代，这个位置本身就说明了她的能力。

打仗靠枪，维持一支部队却远不止靠枪。粮食从哪里来，伤员如何安置，地方政权怎样建立，群众怎样发动，部队经费如何筹集，都要有人一件件落实。国民党方面不给军饷，部队发展所需只能依靠根据地自行解决，陈少敏长期处理的正是这些最麻烦、最容易出问题的事务。

鄂豫边区党委成立后，郑位三担任书记，陈少敏任副书记。由于郑位三身体欠佳，她还要代理部分工作。地方事务看不见硝烟，却常常比战场更耗人。宣传、建政、组织发展、民兵动员和后勤筹措同时压来，她的身体便是在这种高强度工作中逐渐垮下去的。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新整编为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陈少敏任副政委。她的工作重心更多转向地方，组织民兵，发展基层力量，支援主力作战。名义上的职务变化，并不意味着责任减轻，许多关键工作仍需她协调处理。

抗战胜利后，鄂豫地区的几支力量会合，成立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陈少敏担任常委。此时她已经逐步离开直接作战岗位，但真正危险来临时，她并没有把自己放在队伍之外。

中原突围期间，她和郑位三身体都很差。部队转移到陕南后，上级安排两人化装北上，前往延安。见到中央领导时，陈少敏谈到自己曾多次病危，却表示革命没有完成，还能继续工作。话不长，却能看出她对自身处境有清醒判断。

1947年，陕南部队撤至晋城休整，准备南下策应刘邓大军。陈少敏听到消息后，要求回到鄂豫地区。那里是她工作多年的地方，也是她最熟悉的战场。遗憾的是，身体已经难以支撑长途奔波，她只能留在后方休养，提前结束了军事生涯。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并没有忘记她的资历和能力。只是长期疾病限制了她的工作强度，加上她本人更适合承担熟悉的组织与地方事务，后来安排的职务多为副职。对一个在关键地区独当一面的干部来说，这种安排难免让人感到可惜。

陈少敏的经历有一个鲜明特点：她并非没有被重用过，而是在最需要她的年代承担过极重责任；后来身体损耗过大，才逐渐离开了权力和战场的中心。称她为“大姐”，既是同事间的尊重，也是那段艰苦岁月对她能力留下的直接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