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2年，北京，病床上的吴信泉把女儿叫到身边，交代起身后安排。他不要求隆重仪式，也不愿亲属大范围操办，还提出将遗体捐给医院，供医学研究使用。说到骨灰安置，他只提了一个要求：找块地方埋下，种一棵松树。
这几句话，和他一生的作风很像。打仗时不争功，任职时不计较，离开岗位后仍把心思放在军史整理上。对吴信泉来说，个人身后的排场，远不如牺牲战友留下的历史重要。
他的婚姻，也是在战火中确定下来的。
1940年，皖东北泗县魏营区，八路军新二旅来到当地。十六岁的俞惠如担任区工委委员，负责欢迎活动。她年纪不大，办事却很利落，既能主持工作，也能组织文艺演出。
吴信泉当时任新二旅政委。活动结束后，他向俞惠如了解情况，得知她十二岁便参加革命工作，不免留下印象。俞惠如后来加入旅宣传队，两人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
政治部主任李雪三看出两人的性情合得来，便主动做介绍人。俞惠如没有马上答应。她看重的不是职务，而是一个人能不能经得住战争和生活的考验。相处一段时间后，她才点头。
1940年12月，吴信泉从延安学习归来。两人在12月22日结婚，李雪三主持了婚礼。那时的婚礼没有多少仪式，往后的日子也谈不上安稳，夫妻二人很快便被战争分隔在前后方。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接连而来，吴信泉长期率部作战，俞惠如则承担后方工作。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吴信泉率第39军成为首批入朝部队之一。就在丈夫奔赴前线时，俞惠如刚生下第四个孩子三天，给孩子取名“安平”，意思很直接：盼父亲平安回来。
产后十八天，她便随留守人员前往辽阳县工作。前方不断传来伤亡消息，后方家属情绪波动很大。有人痛哭，有人失去主心骨。俞惠如一面照料部队家属，一面做思想工作，把分散的情绪慢慢稳住。
她后来回忆，那段时间最难的不是事务多，而是每天都可能听到熟悉的名字。留守工作做得好，前方将士才少一层牵挂。这件事，她没有把自己当成军长夫人，而是当成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去完成。
1951年初，第三次战役后，吴信泉被任命为西海岸防御指挥部副司令员，同时兼任第39军军长、政委。由于部队工作离不开他，他没有离开39军赴任。1955年评定干部级别时，他被定为军级。
俞惠如对此一直想不通。她认为，丈夫承担的职责和实际贡献，不该只按一个职务去衡量。有一次，她忍不住替吴信泉说了几句：“按当时的情况，应该再往上评一评。”
吴信泉摆摆手：“讲这些做什么？”
在他看来，朝鲜战场上有许多战友牺牲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自己能够活着回国，已经是幸运，个人级别实在不值得反复计较。俞惠如了解丈夫的脾气，便没有继续争辩。
1953年，吴信泉回国，任东北军区参谋长，俞惠如担任东北军区幼儿园园长。夫妻终于结束了长期分离。1957年，吴信泉奉命学习，原本有过新的工作安排，后来却转到炮兵系统，之后职务没有再出现明显变化。
这件事，他从不向外谈。孩子偶然议论军队往事，他还严肃制止，不许家里人拿这些事情评说。不是没有想法，而是不愿把革命工作变成个人得失的账本。
1982年，吴信泉当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间，他认真处理来信，常常伏案到很晚。离开工作岗位后，他又投入军史、战史整理。俞惠如劝他口述，让秘书代为记录，他没有同意。
“这是我给自己的任务。”
他要把39军的战斗经历写下来，尤其要把牺牲者的名字和事迹留下来。整理资料时，写到熟悉的战友，他常常停笔落泪。那不是在写个人回忆，而是在替没有机会发言的人作证。
1992年，吴信泉病重。他交代不办复杂仪式，不给组织添麻烦，告别费用由家里承担。遗体捐献的愿望，也由家人照办。骨灰安置在北京后，那里种下了一棵松树。俞惠如陪他走过五十二年，记住的并不是那枚中将军衔，而是这个人始终把自己放在集体和牺牲者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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