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钱壮飞把她送人后，12岁女儿改姓黎，黎锦晖：认我做义父

1940年2月，延安。

一张登记表，摊在桌上。她从重庆来，跟着一支电影摄影队，要去内蒙古拍外景，路过延安歇脚。

姓名那一栏，她停了很久。

在上海，她叫黎莉莉。海报贴满街头，影迷写信不用写地址，只写"甜姐"两个字就能寄到。九年了，没人知道她姓钱。

她提起笔，一笔一划写下三个字：

钱蓁蓁。

再往下，父亲那一栏，她写：钱壮飞。

写完之后，窑洞里那些人才第一次知道，那个在上海滩笑得最响的姑娘，父亲是谁。

一个女儿，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姓藏九年？

因为给她改掉这个姓的，不是别人，是她父亲。1927年，他亲手把她送给了别人。

先说这个父亲。

钱壮飞，1896年生，浙江湖州人，1919年从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毕业。会行医，会画画，会书法，懂无线电，西餐做得比馆子还好。女儿晚年提起他，只用了四个字："他是个天才。"

1926年，他在北平跟朋友合办了一家电影公司，叫光华影片公司，拍了部反封建的片子《燕山侠隐》。他自己写剧本，自己导演，自己演男主角。

妻子张振华演他的母亲。十一岁的女儿演他的妹妹。

那大概是这个家最热闹的一段日子。女儿后来笑着回忆过那场戏：剧情要她抱着被赶出家门的"哥哥"大哭，可她抱着的分明是爸爸，嘴里却要喊哥哥，怎么都哭不出来，一直笑场。反复拍不成，母亲急了，一巴掌打下去，她"哇"一声真哭了，镜头这才过。

她当时不知道，这是她和父亲同台的唯一一次。

更不知道，一年之后，父亲会把她送走。

这个家的日子，一直有两个人。

朝外看，是平安里的洋楼，出门坐包车，孩子穿得体面。朝里看，是棒子面，是常常交不上的学费，是靠母亲行医撑着的家用。

弟弟钱江记得清楚，这两样同时存在。面子是给别人看的，底子是空的。

1927年，钱壮飞把十二岁的女儿领到黎锦晖面前。

黎锦晖是上海滩最有名的音乐家，办中华歌舞团，教出一批能唱能跳的姑娘，跟钱壮飞私交很深。

从那天起，钱蓁蓁成了黎莉莉。认黎锦晖做义父，改姓黎。

外人都说这个父亲开明，把女儿送进了艺术的门。

只有这个家自己知道，往后的日子是什么走向。

1928年，钱壮飞考进上海无线电培训班。因为本事太大，被负责人徐恩曾一眼看中。1929年底，他跟着徐恩曾进了调查科，成了这位主任的机要秘书。

他劝徐恩曾：您出去别带密码本，不安全。徐恩曾听了，把本子锁进机要柜。钱壮飞找机会取出来，拍照，复制。

从那以后，国民党最高层最核心的机密，一封一封从这间办公室流出去。

李克农、胡底随后打入，三个人组成特别党小组，由陈赓单线联系。

这个家的日常是什么样？周末来"打麻将"的客人里，戴皮帽子的是陈赓，戴墨镜的是李克农。年幼的弟弟被安排到门口望风。

而那个已经改名叫黎莉莉的女孩，在歌舞团里练功、唱歌，跟着团去东南亚巡演。

她被挪出了这个家最危险的位置。

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不会这么理解。她理解的是另一件事：爸爸把我送人了。

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

徐恩曾去了上海，钱壮飞独自在南京机关里值夜班。深夜，武汉方面接连发来六封"徐恩曾亲译"的绝密电报。

他取出偷拍的密码本，一封一封译下去。

译出来的内容，能让整个上海的地下组织在三天内被连根拔起。顾顺章被捕，叛变了。

第二天早上，他若无其事地把电报当面交给徐恩曾，然后离开南京，到真如站下车，徒步进城隐蔽。

情报经李克农、陈赓转到周恩来手上。组织连夜转移。28日，国民党特务会同租界巡捕房全城搜捕，翻了个底朝天，一个人也没抓到。

周恩来后来反复说过一句话：要不是钱壮飞，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在了。

代价是，他必须走，而且不能带家。

撤离那天，他没有跟女儿告别。女儿记住的，只有后窗外那三个字。

父亲从她的生活里退场，名字也跟着退场。

1931年，歌舞团并入联华影业公司。有声电影刚起来，会说北京话、又能唱能跳的女孩子是稀缺品，她赶上了。

1932年演《火山情血》，1934年演《体育皇后》，1936年演《大路》，一部接一部。

孙瑜导演看中她，理由很实在：那时候中国人被叫"东亚病夫"，他要拍健康、有劲儿的年轻人，而她田径跑得快，浑身是活力。

她一口气拍了十七部。海报铺满街头，大学生开始买票进电影院。

这里有个特别扎人的对照。

父亲那部《燕山侠隐》，是他自己编、自己导、自己演的心血。片子后来被人带去日本，那人赚了钱又花光了，胶片和人一起没回来。一部电影，就这么没了。

七年后，女儿站在摄影机前，一部一部地拍，成了三十年代上海最红的脸之一。

父亲没拍成的电影，女儿替他拍成了。父亲想用电影做的事，女儿在替他做。

可这些，父亲都看不到。

1931年8月，他奉命撤往苏区，10月到瑞金。1934年10月，随红军长征。他抬着沉重的机器设备行军，一路走、一路听、一路破译。

1934年，一封从江西苏区寄出的信，辗转找到了上海的女儿。

信的最后写了两句话：

"善用艺术，足以救国；误用艺术，诱人堕落。"

这两句话，她记了一辈子。

1935年4月1日，贵州金沙县后山乡。

红军主力前一天刚刚冒雨全部渡过乌江，跳出包围圈。一位高个子、长脸、操外地口音的红军掉了队，行到梯子岩渡口附近的堰田岩，被当地图财的土顽分子聂丛山杀害。

他还不满四十岁。

这个人就是钱壮飞。

关于他牺牲的确切情形，息烽、金沙两地说法争了几十年。直到1997年，金沙县后山乡几位老师走遍乌江两岸，找到当年的关键当事人——一位1935年时二十一岁的农妇。

她记得那个问路的红军一脸病容，口音难懂，比划半天才明白他要买鸡蛋；她给了几个刚下的蛋，那人没蒸没煮，直接生吃了。

2001年，贵州党史部门联合调查后形成结论，并经组织研究室批复认可：钱壮飞，1935年4月1日牺牲于贵州省金沙县后山乡。

而上海的女儿，那时还在拍戏。

她不知道。

父亲走后，她一个人挑起了家里几口人的生活。她也一直用着"黎莉莉"这个名字，不是喜欢，是不敢不用。那些年追捕钱壮飞家人的风声没断过，银幕上这个笑得灿烂的姑娘，一旦被人知道姓钱，后果不堪设想。

1940年2月，机会来了。她参加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抗战影片《塞上风云》，随西北摄影队从重庆出发，取道延安去内蒙古拍外景。

2月14日到延安。第二天晚上，毛主席在住地接见并款待全体队员，逐一握手，请大家吃了顿便饭，还为摄影队题了"抗战、团结、进步"。

真正让她心里那道口子裂开的，是那张登记表。

九年了。九年里她用另一个名字活着，红遍上海滩，却连父亲的名字都不能提。这一笔写下去，等于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我是他的女儿，我没有被扔掉。

同年秋天，摄影队再次经过延安。她向周恩来、邓颖超说，自己想留下来。

周恩来回答她：电影也是重要阵地，要安心做好现职工作。

然后他说了一句她记了一辈子的话。

你做的事，和你父亲做的事，是同一件事。

他还详细问了她家里的情况，后来安排她的两个弟弟去了延安。

父亲死讯真正传到家里，是很多年以后的事。

弟弟钱一平记得，1940年在延安，周恩来和邓颖超把他叫去，告诉他父亲在第二次过乌江时遭敌机轰炸牺牲。

弟弟钱江记得的则是1946年春天，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请钱家人吃饭，席间说出实情。母亲张振华当场落泪。周恩来痛惜地说了一句："我没有照顾好他。"

一个家，被这个消息劈成了两半：一半是"他早就走了"，一半是"我们刚刚知道"。

而那个十五岁时只隔着窗户听到"他走了"三个字的女孩，这时候才把所有的碎片拼起来。

为什么父亲要把她送走？因为他坐在敌人心脏里，亲属越近越危险。改名换姓，是把她从靶子上摘下来。

为什么父亲从来不来看她？因为他不能来。他连走哪条路线，母亲都不知道。

为什么父亲要让她学艺术？因为那是他能想到的、给女儿的一条活路，也是他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

她晚年接受日本学者访问，对方请她谈谈父亲。她没有讲那些惊险的故事，只是缓缓背出了那句话："善用艺术，足以救国；误用艺术，诱人堕落。"

背完，她说：自己一生能做出一点成绩，归因于父亲早早为她确定了目标。

恨，到这里才算转过来。

不是她原谅了父亲，是她终于看懂了父亲。看懂之后才发现，那根扎了半辈子的刺，其实是父亲替她挡下来的刀。

黎莉莉后来活了很久。

1955年，她进北京电影学院表演专修班，毕业后留校教书，把后半辈子给了讲台。

2001年，八十六岁的她出版了自传《行云流水篇》，把那个会做西餐、会画画、会拍电影、又长期不在家的父亲，放进了自己的生命史里。

2005年8月7日，她因心肌梗塞在北京去世，享年九十岁。有评论说，中国三十年代电影的那扇大门，从此彻底关上了。

她这一生，名字换过一次，身份藏了九年，恨了一个人半辈子。

最后她明白了：那个把她"送人"的父亲，是这世上最不想送她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