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了解非洲政治，只需听听音乐。

国际 | 投票还是民谣

艺术家们捕捉到了非洲大陆的反叛精神。

“在我长大的小镇，我却成了陌生人，仿佛不属于这片土地。”埃塞俄比亚最著名的流行歌星泰迪·阿弗罗（Teddy Afro）在他的热门歌曲《Das Tal》中如此唱道。这首歌于四月发行，是对席卷他祖国的暴力和镇压的控诉。据报道，歌曲发行几天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有超过一百人因在公共场合收听这首歌而被捕。据说警方警告该市的夜总会老板不要播放这首歌。泰迪的录音室遭到搜查，据报道他的两名同事被拘留。

这种漫画式的暴徒行径或许显得有些过火，但埃塞俄比亚政府和其他非洲政权对音乐人心存畏惧并非没有道理。非洲的反对党往往软弱无力或四分五裂，公民社会通常噤若寒蝉，媒体也常常噤若寒蝉。然而，在这个充满不满青年的非洲大陆，音乐仍然是一个活跃的政治战场。在许多国家，音乐人已成为最真实——有时也是最危险——的异议之声。“如果你想了解我们的政治，就应该听听音乐，”一位埃塞俄比亚分析人士说道。

这或许会让人感到意外，因为如今非洲最知名的音乐输出在政治上往往是温和的。例如，非洲流行音乐（Afrobeats）的名字可能要归功于费拉·库蒂（Fela Kuti），这位尼日利亚激进音乐人曾多次被军政府监禁。但如今，大多数非洲流行音乐明星都专注于创作“夜店金曲”，即迪斯科舞厅里那些不涉及政治的歌曲。南非音乐界曾经涌现出像米莉安·玛克芭（Miriam Makeba）和休·马塞凯拉（Hugh Masekela）这样的反种族隔离偶像。而现在，它最著名的却是阿玛皮亚诺（Amapiano），一种催眠般迷幻、充满享乐主义的电子舞曲。

有人将这些转变归因于非洲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富裕的非洲侨民群体。他们都更倾向于享乐而非革命。“他们说金钱买不到幸福，”尼日利亚艺术家Teni唱道，“但我想要世界上所有的钱。”她是认真的：像她这样的非洲流行音乐明星在尼日利亚举办演唱会时，门票价格可能超过尼日利亚人一个月的收入。南非的嘻哈乐迷表示，自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以来，他们的音乐类型也经历了类似的“中产阶级化”。“这是一种与新兴黑人资产阶级的话语紧密相连的音乐，他们正在享受自由的果实，”康奈尔大学的南非研究员奥利弗·莱曼说道。

然而，在这层富裕的表象之下，暗流涌动。数百万非洲青年失业或只能从事低薪工作。他们指责腐败的领导人侵吞了他们的未来，却鲜有发泄愤怒的途径。以往几代受压迫者至少拥有明确的共同利益。农民可以拿起枪为土地而战；工厂工人可以组织工会罢工。如今，非洲庞大的非正规底层阶级更加多元化，也更加缺乏凝聚力。无技能的日工与零工商贩的利益截然不同。摩托车送货员与理发师或女佣也鲜有共同之处。

除了深深的不满情绪，非洲“奋斗一代”之间鲜有共同之处。但几乎所有心怀不满的非洲年轻人都听音乐，一代音乐人将他们的反抗精神具象化。他们大多用当地语言演唱，深受雷鬼和嘻哈音乐的影响，汲取这些音乐类型中关于贫困、反抗和黑人解放的情感主题。他们的音乐往往超越了种族和职业的界限，有时甚至将无形的愤怒转化为有组织的政治行动。

最著名的例子是罗伯特·基亚古拉尼（Robert Kyagulanyi），他更为人熟知的艺名是博比·瓦恩（Bobi Wine）。瓦恩先生自诩为“贫民窟总统”，以演唱描绘乌干达首都坎帕拉贫民窟生活的歌曲而声名鹊起。此后，他曾两次竞选总统，成为约韦里·穆塞韦尼执政40年来为数不多的真正挑战者之一。“或许他作为音乐家的背景让他比其他人更能把握民意，”穆塞韦尼的一位顾问沉思道。“我现在所说的一切，我都已经在我的音乐里表达过了，”瓦恩先生说道，他的艺名是为了向他的偶像鲍勃·马利致敬。

音乐家们也曾在其他国家引发社会动荡。2023年，莫桑比克说唱歌手阿扎加亚（Azagaia）因病去世，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参加他的葬礼。葬礼很快演变成一场抗议，矛头直指阿扎加亚在其音乐中抨击的精英阶层的不公。这些示威活动预示着第二年几乎推翻政府的大规模起义。阿扎加亚的歌曲《人民当家》（Povo no Poder）成为了这场起义的遗作颂歌。

另一位极具煽动性的歌手哈查卢·洪德萨在埃塞俄比亚最大的族群奥罗莫人中享有近乎神话般的崇拜，奥罗莫人长期以来一直感到被边缘化。他的歌曲激励了青年抗议活动，最终在2018年将阿比·艾哈迈德推上了总理宝座——他是首位担任此职的奥罗莫人。2020年，哈查卢遇刺身亡，引发了持续一周的混乱和暴力事件，造成至少166人死亡。许多年轻的奥罗莫人对阿比先生（这位音乐家曾批评过他）感到失望，并将偶像的死归咎于他的政府。抗议者与安全部队就哈查卢的遗体安葬地点发生冲突，仿佛这位歌手是一位圣人。

非洲大陆上还有许多其他以音乐表达异议的例子。由塞内加尔说唱歌手创立的压力团体“Y’en a Marre”（我们受够了）被认为在2012年帮助推翻了一位独裁者。2015年，刚果共和国说唱歌手马歇尔·帕努奇组织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该国独裁者德尼·萨苏-恩格索试图修改宪法。另一位说唱歌手皮拉托在2017年领导了一场前往赞比亚议会的反腐败游行。邻国津巴布韦的盗贼统治独裁政权的主要批评者之一是舞厅歌手温基·D。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ZANU-PF）威胁要禁止他的作品，指责他煽动“政权更迭”。

激昂的音乐并非总是源自单一的象征。2024年，肯尼亚民众涌上街头抗议增税，一些抗议者高唱着可以追溯到反殖民起义运动“茅茅”的斗争歌曲。另一些人则高歌肯尼亚说唱组合Wadagliz的无脑派对歌曲《Anguka Nayo》（“随它而去”）。他们的诉求是推翻政府：事实证明，一些劲爆的夜店歌曲在抗议现场也颇受欢迎。

肯尼亚民众也制作了讽刺视频，嘲讽他们专横跋扈、日益专制的总统威廉·鲁托。在一次病毒式传播的潮流中，许多视频都配上了一首名为“Kasongo”的歌曲，这首歌是刚果乐队Orchestra Super Mazembe的一首老歌，讲述了一个不负责任的丈夫虐待妻子的故事。“Kasongo”从此成了鲁托先生的绰号。他希望明年能够连任。“Kasongo，你只能当一届！”已成为反对派的战斗口号。

将音乐与政治混为一谈可能充满风险。2016年，安哥拉说唱歌手卢阿蒂·贝拉奥（Luaty Beirao）被指控策划叛乱并被监禁。2020年，直言不讳的卢旺达福音歌手基齐托·米希戈（Kizito Mihigo）被捕，几天后被发现死于狱中。今年，瓦恩先生被迫逃离乌干达，因为该国陆军总司令威胁要阉割他。“不幸的是，我无法用诗歌对抗持剑之人，最终只能流亡，”这位“贫民窟总统”哀叹道。

有些艺术家本身就挥舞着利剑。在莱索托，许多演奏法莫（一种手风琴音乐）的乐手都隶属于犯罪团伙，这些团伙对政党和国家有着触角般的影响力。来自马里北部、曾获格莱美奖的乐队Tinariwen的成员，一度为图阿雷格分离主义分子对抗马里政府。他们早期歌曲的盗版磁带在沙漠中由战士们传唱，形成了一种撒哈拉地下出版物。据说其中一些歌曲出自伊亚德·阿格·加利之手，尽管他后来放弃了图阿雷格民族主义事业：阿格·加利先生现在是西非最强大的圣战组织“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组织”（JNIM）的领导人。

据苏丹战争观察组织（Sudan War Monitor）称，苏丹内战催生了大量新的圣战音乐。这些歌曲赞扬与国民军结盟的伊斯兰民兵武装人员，并号召新兵加入。埃塞俄比亚内战也促使提格雷州（北部叛乱省份）出现了类似的民族主义音乐浪潮。“现在已经没有情歌了，”一位叛乱音乐家在2021年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现在每一首歌都是斗争之歌。”

如果认为所有非洲音乐都是反体制的，那是错误的。在埃塞俄比亚，据说阿比政府最近试图讨好奥罗莫音乐家。四月，两位著名的奥罗莫歌手发表了音乐反驳《Das Tal》，即泰迪·阿夫罗 (Teddy Afro) 对阿比先生统治的控诉。反驳歌曲将泰迪塑造成对埃塞俄比亚帝国的恶意怀旧者，许多奥罗莫人认为这是一种压迫制度，泰迪的族群（阿姆哈拉人）在这种制度下征服了他们的祖先。最近另一部热门影片宣称，奥罗莫人现在统治着“阿拉特基洛”，这是位于亚的斯亚贝巴的宫殿，埃塞俄比亚皇帝曾经居住过，也是阿比先生目前居住的地方。

去年一首流行歌曲甚至赞扬了阿比总理颇具争议的雄心壮志——重新夺回厄立特里亚（1993年脱离埃塞俄比亚）的红海港口。“我们祈雨，雨就下；我们呼唤晴空，晴空就放晴，”歌词唱道。“骄傲的奥罗莫人……向红海进军吧！”

在非洲各地，政客们经常雇佣音乐家为竞选活动创作歌曲或在集会上表演。肯尼亚2024年爆发税收抗议活动仅仅几个月后，瓦达格利兹就在政府的一次庆祝活动上演唱了《Anguka Nayo》，笑容满面的鲁托先生就在旁边鼓掌。“那些精明的独裁者会迅速拉拢人心，”瓦恩先生评论道。他们向音乐家们提供“奢华的生活”，并要求他们服从和奉承作为回报。

然而，非洲的异见艺术家们不太可能就此噤声。“非洲人和音乐是密不可分的，”肯尼亚音乐家兼活动家恩敦吉·吉图库说道，“政府为什么害怕音乐？原因很简单——政府不会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