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17年5月18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钱其琛追悼会在肃穆气氛中举行。前来送别的，不只是外交系统的老同事，还有一位从香港赶来的特殊来宾——梁振英。
这场葬礼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并不单纯因为钱其琛曾担任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和外交部长，更因为他的一生，几乎贯穿了新中国外交从起步、调整到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
钱其琛早年学习俄语。1954年，他赴苏联留学，后来进入中国驻苏联使馆工作。那段经历让他熟悉了苏联的政治环境，也打下了处理大国关系所需的语言和观察能力。
外交工作很少有轰轰烈烈的场面，更多时候是电报、会谈、文件和反复磋商。钱其琛长期在这些细节中磨炼，逐渐形成了稳重、克制、善于把握分寸的工作风格。
1982年，中苏关系出现缓和迹象。3月，苏联方面通过外交渠道释放出改善关系的信号。外交部当时还没有固定的新闻发言人制度，面对国际舆论，需要有人及时、准确地说明中国立场。
钱其琛被推到了台前。外交部在办公楼门厅前举行临时记者会，他面对中外记者，回应苏方动向。话说得不长，态度却十分明确：改善关系要看实际行动，不能只听口头表态。
这次临时记者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它让外交部门认识到，面对国际舆论和突发事件，必须有一个稳定、专业的对外表达渠道。此后，中国外交部逐步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钱其琛成为首位外交部发言人。
有意思的是，钱其琛真正广为人知的一次外交行动，并不是在新闻发布会上，而是在1989年的东京。那一年，日本裕仁天皇于1月7日去世，葬礼于2月24日在东京举行。中国是否派代表参加，曾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裕仁在侵华战争时期担任日本国家元首，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造成的深重灾难，不能被一场葬礼轻轻带过。可是，完全拒绝出席，也可能被日本方面利用，在国际舆论中制造新的说辞。
中国最终决定派钱其琛前往东京。他不是以普通政府代表身份参加，而是作为中国领导人的特使出席。这个安排很有分寸：既没有淡化历史问题，也保留了开展外交接触的空间。
钱其琛此行的重点，并不只是参加葬礼。中国还希望借助这一国际场合，与多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印度尼西亚恢复高层沟通。两国曾在万隆会议等问题上有过合作，但由于印尼国内局势变化，外交关系中断了二十多年。
葬礼前，中方通过渠道向印尼方面表示，钱其琛愿意在东京会见苏哈托总统。印尼方面作出积极回应。2月13日，钱其琛先后与印尼国防部长及苏哈托会面，双方就恢复外交关系交换意见。
这次会谈没有立刻改变两国关系，却打开了大门。经过后续磋商，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于1990年8月8日正式恢复外交关系。随后，中国同新加坡、文莱建交，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也得到进一步拓展。
外交场合常常没有立刻可见的结果。一个会面，一句表态，一次握手，可能要经过数月乃至数年，才会沉淀为国家关系的变化。钱其琛处理东京事务的价值，正在于把原则与现实利益放在同一张桌上考虑。
香港回归前夕，他又参与了相关筹备和协调工作。1996年至1997年间，香港政权交接进入关键阶段，各方面事务复杂交织，既涉及中央与香港之间的沟通，也涉及中英双方的具体安排。
梁振英正是在那段时期与钱其琛相识。梁振英后来回忆，钱其琛待人沉稳，遇到突发情况不慌乱，处理问题总能抓住关键。两人的友谊，并非来自私人交往，而是在香港回归筹备这一特殊历史节点中建立起来的。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钱其琛参与了有关工作，梁振英也在现场承担重要事务。多年以后，两人仍保持联系。对梁振英来说，钱其琛既是工作上的前辈，也是见证香港回归的重要老友。
钱其琛晚年逐渐退出外交一线。2000年，他受聘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把多年积累的外交经验整理成文字，讲述新中国外交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的选择与取舍。
2017年5月9日，钱其琛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5月18日的八宝山，梁振英以全国政协副主席身份前来送别。此时距离他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并不久，却再也等不到与老友重逢的机会。
来宾终会散去，礼堂也会恢复安静。留下的，是一位外交工作者在关键时刻承担责任的记录：在中苏关系转折处走上台前，在东京处理历史与现实的交锋，也在香港回归前后参与国家大事。这样的经历，构成了钱其琛外交生涯中最具分量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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