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万圣节，狂欢过后别再一地鸡毛

文 | 天书

相信今天不少读者都看到了10月31号（万圣节）晚上发生在武汉江汉路的网约车被堵事件的相关贴子。这里简单说下情况，据多家媒体报道，网约车司机按平台导航行驶，车辆被参与狂欢的人流堵死，进退不得，被困约四个小时。期间，有人往车顶、引擎盖上扔奶茶杯和零食，在车身、车窗上涂写侮辱性文字。司机全程没有下车，锁门、报警、联系乘客，一直等到人流散去才脱困。

以上现场细节都来自于媒体报道和网络流传画面，今晚武汉警方发布了相关通报。看到这事后很多人都在说，幸亏这位司机大哥情绪稳定，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前两年上海开始禁止万圣节户外聚集活动后，杭州，南京，武汉等二线城市万圣节开始热闹起来。对于过洋节的态度，我们在以往的文章中讨论过不少次。今天来说，洋节的本质是全球消费主义主导下的城市狂欢，只要不在过洋节的过程中试图进行宗教思想西方意识形态传播，只要在依法守序，符合社会公序良俗的范围内，过个洋节也不算什么大事，顶多就是拿来主义和消费主义。

比起殖人文化买办之流搞的眯眯眼，毒教材，迎合西方政治需求的影视文化作品之类造成的危害，年轻人们在街上搞搞COS实在是太健康了。像今年几个地方的COS中抽象文化占比都很高，已经相当程度的本土化了，实际上就是年轻人们想找个机会搞COS活动，跟万圣节本来的内核没什么关系了。

但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 回想一下疫情之后的2023年上海万圣节，和随后2024年跨年全国多地聚集放烟花这两件事情，在当时的舆论中被一些人赋予了何种意义，我们便不难想到，虽然洋节从前那种代表西方先进文明富裕的色彩在今天的中国是大大褪去了，但在新冠大流行结束后，洋节在一部分群体心中又极大的和“开放”、“自由”等词汇绑定了起来。

那么，“开放”、“自由”的西方诸国今天已经是个什么情况了呢？很遗憾，可以说在大流行结束三年后，西方主要国家的行政机器都大幅丧失了有效治理能力，社会矛盾危机重重，极左极右民粹对立，如最近法国那样的大规模骚乱在哪里点燃都不奇怪。这几年还能维持基本秩序，无非是能源，食品，工业品等几根基础物质弦还没崩断而已。

但站在全球一脚踏进石油危机的今天，谁还敢说这几根弦在继续作死的情况下还能一直维持呢？如此下去，哪天真的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上演一出超大城市无政府状态，给全球后现代小登和巨婴们来点“自由”震撼也不奇怪。

在今天，以我国为代表，东亚几国的超大城市愈发成为人类当代城市社会秩序的高地。然而即使西方社会已失能至此，所谓的西式自由与文明的迷思至今也仍然在这片土地上盘桓不去。同周边国家比较起来，我国的洋节氛围算最轻了。日韩虽然文化产品输出一直强势，但在思想和很多文化风气上实际早成了欧美殖民地。像这次，当看到有人说庆幸武汉那位司机大哥情绪稳定时，我想起2022年万圣节在韩国发生的梨泰院154人死亡踩踏事件。当时事件发生据说与现场一家酒吧分发的糖果中含有毒品成分有关。

对韩国社会来说，万圣节狂欢出现毒品要素并不是偶然，韩国这些年毒品泛滥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日本这几年在年轻人中接触大麻和各种软性毒品的人数也在不断刷新纪录。大麻，或者进一步的毒品合法化，潮流的背后是一整套的经济和意识形态问题，它和新自由主义，多元化主义息息相关。从毒品低流通国家一路狂奔到全民泛滥，正是日韩在这些年深度成为欧美思想殖民地的表征。就算是我国，支持大麻合法化的人又何尝是少数呢？就像疫情期间，我国以自由为名激烈反对防疫政策的人中，实际上就有一些是瘾君子。

时隔四年之后，韩国人大概是缓过来了。今年首尔的万圣节狂欢据说是全球规模最大，据相关报道，当天晚上梨泰院涌入16.5万人，附近地铁站被迫关闭，手机信号中断。韩国官方为了防止悲剧重演，出动了四千多名警察，三百多台摄像头。比起欧美，韩国社会还保持着相当的治理能力。

这让我想起梨泰院踩踏发生时，因为当时我国正处于防疫工作严峻时期，于是网络上有人说什么虽然他们踩死了人，但起码他们有狂欢的自由。看看韩国人在痛定思痛后的选择，上面这种言论就非常可笑了，在超大城市中举行的狂欢活动，大家都想要的安全有序的“自由”是怎么来的？恰恰是靠着强力部门和暴力机器，以及如监控等技术手段，以及参与者的群体性秩序自觉来维系的。“自由”背后代表的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开放文明，而是人类社会那异常脆弱的超大城市运转秩序和治理能力。

这就是建立于工业化基础之上的城市结构带给人们的感知悖论，城市物质和秩序越发达，人们越容易产生自由无束的幻觉，越喜欢追求自由。但城市的这种发达又要求人们必须遵守各种各样的明面秩序或者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潜在的规则。更何况，维护城市物质和秩序基础，提供了这种“自由”的人们，自己往往都不太“自由”。你在获得安全的自由的时候，总有人在承担代价。

这点在我国表现的尤其明显。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社会所拥有的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实际上超过许多发达国家。这不光有赖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结构，依赖于这些年经济发展和治理能力的长足进步，也依赖于集体时代遗留下来的民众普遍的良性配合的精神。像今年几个城市出现的“无人看管行李箱墙”就是自由和规则之间的理想平衡。通过治理机器的维护和民众的自我约束和空间让渡，让一部分人获得了“行李箱存放自由”。

于是我们可以做出结论，国内年轻人们以后想过好万圣节，或者进行好各种聚集狂欢类文化活动，就必须要进一步将这些节日和活动与盘桓在人内头脑中的西式“开放”和“自由”代表的优越感相切割。城市阶层理想中的自由从来不是什么先天的文明标志，从来都是有代价的，从来都是需要有人付出，需要每个人互相妥协配合才能达成的。

西方社会走到今天，治理失能社会失序，群体极化民粹对立导致所有人反对所有人，日常打砸抢零元购，看起来好像更自由了，这种自由真的是城市小资们想要的么？说不好听的，真正信仰无秩序自由的人，应该不惧踩踏；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应该乐见打砸抢零元购，这起码算知行合一。但喊着“狂欢的自由”的大部分人显然只会是嘴上说说罢了。

当然在一些网络左翼看来，包括这次法国全国示威和骚乱也好，美国这几年不间断的零元购打砸抢也好，这些现象并不是乱，而是代表底层的抗争，是阶级斗争，具有革命性。这方面如阳和平过往的言论就很有代表性。这次法国的事相信读者们也会看到些类似言论。对此还是要说，这些零元购打砸抢事件中当然会有抗争性，有他们国家内部的相对阶级冲突，但说什么革命性还是别太上头，这方面我们在以前的文间中有深入讨论（见《零元购和打土豪是一回事吗？》）。

从新冠纪元开始到现在，我们能很清晰的看到，欧美现在的左右民粹进行抗议活动，最终争的还是政治权益和维持经济福利水平，他们并非要争取为城市底层秩序提供基础的生产力和暴力机器，还是想用最小的代价维持发达国家的体面。说白了，投个票，上街搞个示威，这代价比起发展中国家们承受的一切代价足够小了不是么？无论是让国家重回霸权，还是真的消灭自己国家所代表的压迫性，哪件事的代价是他们愿意付出的呢？

所以这些国家现在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的严肃启示其实在于，零元购这些在我国就完全没有土壤了吗？显然不是如此，我国治安从乱到好也不过二十年光景，这些年也时不时有些局部治理失能，群体性失序导致的哄抢之类事件发生。当下，我们毫无疑问面临着一个转型期。从独立一隅到环球同此凉热。世界大环境并没有真正变好，矛盾反而在加剧，人类正一脚踏进全面危机的大门里，国内社会环境也在承受着世界动荡的压力。在内外压力下，一个不小心，我们目前冠绝全球的秩序安定出现相当程度的倒退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所以在转型期中，社会要以什么样的代价去维护过往的社会服务和秩序水平，要使社会服务和秩序达到什么水平，这些成本主要由谁承担，怎么不重蹈西方覆辙，这既需要治理机器的如履薄冰，也需要不同的社会阶层去发出声音，表达态度，并进行长期博弈。

这次武汉万圣节网约车被堵的照片发到网上后，引发了网友们的一致愤慨。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人也并非冲着这个节本身，更多的还是痛心于一些光鲜亮丽的年轻人们在狂欢氛围和破窗效应下，怎么如此就轻易放弃了秩序的底线和对他人的友善，并且狠狠共情了要养家糊口，满脸疲惫又得保持理智的司机大哥。这是群体中一小部分人的问题，但也说明在今天这个复杂的时代环境中，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责任之间的最大公约数，重建新时代的集体社会意识，这些任务是何等重要又迫切。

我还没有了解武汉当地相关部门事前对这次活动是如何准备的，但没出什么事真的得说是幸运。前天我正好在南京，看到南京的相关活动是集中在几个商场，这显然比在能通行机动车的道路上进行要可控太多。即便如此，因为一开始在网络上走红的万象城人流量太大，最后也导致附近的三山街地铁站不得不封闭。一些网友也发贴说去之前没想到人流太恐怖，感到后怕。如我们前面所说，只要在合理范围内，过个洋节不算什么大事，不能对年轻人的活动爱好动辄喊打喊杀，但怎么确保这类活动不出现问题，看来还是有功课要做。

总之，还是希望明年的万圣节狂欢过后，不会再留下一地鸡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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