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6年8月2日清晨，黑龙江珠河县一处刑场，赵一曼被日军押下囚车。她腿伤未愈，走路十分艰难，身上还留着长期刑讯造成的伤痕。面对枪口，这位东北抗日联军的女政委没有低头，留下了生命中最后的声音。
真正令人震动的，并不是她牺牲时有多么壮烈，而是此前那段漫长的折磨。她被捕后，敌人试图从她口中得到部队番号、活动地点和联络方式。审讯持续了很长时间，刑具不断更换，伤口也在反复撕裂。
据相关回忆材料记载，日军和伪警察曾形容她受刑时的叫声“像来自地狱”。这句话听来骇人，却并不意味着她屈服。恰恰相反，惨叫来自肉体，沉默守住的却是抗联的秘密。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出生于四川宜宾。她出身普通家庭，少年时期接受传统教育，后来进入女子学校读书。那个时代，女性走出家庭并不容易，她却很早便参加进步学生运动，逐渐走上革命道路。
1927年，赵一曼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那段经历使她接触到系统的革命理论，也让她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回国后，她先后在多地从事革命工作。1929年，她生下儿子陈掖贤，孩子乳名宁儿。
母亲身份并没有改变她所处的处境。孩子出生不久，她便再次投入工作。后来前往东北时，宁儿还年幼。对于一个母亲而言，这不是一句“舍小家顾大家”就能轻轻带过的选择，其中有牵挂，也有无法回避的责任。
1935年，赵一曼在珠河一带参加东北抗日斗争，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治委员。当地山林密布，冬季严寒，部队缺少粮食和药品，还要面对日军、伪军的持续围堵。
一次战斗中，部队遭到敌人追击。赵一曼负伤后仍坚持掩护战友转移，左臂和腿部受到重创。她没有立即撤离，而是尽力拖住敌人。部队脱险了，她却因伤势过重，行动越来越困难。
1935年11月，赵一曼在养伤期间被捕，随后被押往哈尔滨。敌人很清楚她的身份，也知道她掌握抗联的重要情况，因此没有把她当作普通俘虏，而是将审讯变成了持续施压。
她遭受了电刑、鞭打和灌冷水等酷刑，腿部伤势也不断恶化。伪滨江省警务厅后来将她送入哈尔滨市立医院，并非出于怜悯，而是想让她恢复一些体力，继续逼供。
医院中的医生张柏岩曾为她诊治。赵一曼的腿伤严重，骨骼受损，伤口感染，疼痛几乎没有间断。有人建议截肢，她却拒绝了。她明白，一旦失去行动能力，逃生和返回部队的希望都会更加渺茫。
医院看守森严，但并非每个人都愿意把自己变成冷酷的看守。看守董宪勋是湖南人，年纪不大。赵一曼没有对他长篇说教，只是从家乡、亲人和日常生活谈起。几句平常话，慢慢触动了这个年轻人。
1936年6月28日，董宪勋与护士韩勇义等人协助赵一曼逃离医院。她拖着伤腿躲藏，行动十分艰难。可惜逃亡仅持续数日，6月30日左右便被敌人重新抓获。回到牢房后，她面临的是更加严酷的报复性审讯。
即便如此，她仍设法留下了写给儿子的遗书。信中写道：“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字句并不华丽，却把一个母亲最深的歉意写得清清楚楚。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往珠河县。临刑前，她请求纸笔，给儿子留下遗言，也表达了对抗日事业的坚持。枪声响起时，她年仅31岁。
多年以后，陈掖贤长大成人，改名陈国庆，后来又使用陈掖贤这一姓名。他没有见过母亲成年后的模样，却一直保存着那封遗书。那不是一封普通家书，而是赵一曼在极端处境中留给儿子的唯一叮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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