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包卫龙魔芋爽的碳账本和碳足迹：从田间到货架的距离

按照卫龙自己的规划，未来三年它想推动的一件事，是把范围三的碳管理从"盘查"推进到"行动"：把绿色低碳要求嵌入原料采购和订单农业体系，让田间减排与农户增收同时发生。理由是直接和朴素的——农食行业最大的碳排放在上游，最难的转型也在上游；企业若只在工厂里减碳，就算不出全链条的账。

货架上一包魔芋爽，包装、口味、价签一目了然。消费者很难察觉它身后那条供给链：魔芋产自云南高原，辣椒长在漯河周边，经采收、仓储、物流、加工、封装后抵达货架。碳排放贯穿这条从田间到终端的价值链——而其中最大的一块，并不发生在卫龙的工厂车间里。

这是卫龙2025年度ESG报告第一次把范围三温室气体排放纳入统计后，算出来的一笔账。报告显示：范围一、范围二（工厂直接与间接排放）合计17.6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范围三（原料种植、上游运输等价值链环节）达30.31万吨，占全范围排放的63.27%，是工厂端排放的1.7倍。换言之，近三分之二的碳足迹落在车间围墙之外。

这并非卫龙独有的困境。麦肯锡针对全球食品供应链的研究显示，多数食品品牌的直接排放占比不足一成，绝大多数碳排放都落在不受企业直接管控的上游农业环节。农食行业的碳账本有着特殊的结构性矛盾：工厂属于企业可控范畴，设备改造、工艺升级投入之后，短时间就能看到减排成效；但占碳排放大头的上游环节，分散于千千万万小农户手中，并非企业可以直接管控的产线。

范围三：一笔需要算清、也需要正视的减碳账目

范围三是企业价值链上间接排放的统称。对农食企业而言，它几乎可以约等于“原料的碳排”——小麦、辣椒、魔芋、花椒在种植、初加工、运输环节加总起来的排放，超过了自有工厂烧掉的能源。

这个数字的意义，不只在披露本身。过去不少国内食品企业的碳披露存在结构性偏向：自有工厂属于可控的范围一、范围二，核算清晰、披露完整；而分散在田间的上游原料排放，要么选择性回避，要么套用行业均值作粗略估算。当核查逐步走向精细化，市场和监管会追问一个核心问题：占排放大头的范围三，企业究竟是只做纸面估算，还是建立了一条可追踪、可复核的管理路径？

卫龙的回应是后者。它先搭起董事会统筹、专项团队推进、业务小组落地的三级管理架构，开展气候风险识别，再完成覆盖价值链上下游的盘查。完成上述流程是行业常规操作，真正值得观察的是，完成盘查之后，企业将减碳的目光投向了田间——这恰恰是多数农食企业不愿触碰的领域。

第三方检验认证机构必维集团中国区ESG负责人黄敏指出，农食行业减碳无法照搬工业领域依靠绿电、设备技改的成熟路径。“范围三排放里大量来自上游供应链，小农户数量多、分布散，普遍存在数据缺失、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

农业碳管理的复杂性还不止于此。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科学家徐华清强调，农业是甲烷、氧化亚氮这类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这也是农食碳管理和工业最大的区别——工业主要盯 CO₂，农业的核算逻辑完全不一样。”土壤、降水、施肥、品种、耕作方式都会影响排放因子，使得田间碳账远比工厂能耗账复杂。

需要厘清，完成范围三温室气体盘查，只是摸清碳排放底数，并不等同于已经实现上游实际减排。从数据统计到落地田间改造，中间仍隔着组织、成本、激励等多重现实障碍。

车间的账能算清也能回本，节能减排与经营双赢

在自有工厂里，卫龙的减碳大体能算清、也能回本。光伏、沼气回用、产线节能改造、包装减量，构成其工厂端的基本盘。

截至2025年末，厂区分布式光伏装机约21.7兆瓦，全年发电1379万千瓦时，其中自发自用 1226 万千瓦时，占生产总用电量的9%；污水处理产生的沼气全部回收烧锅炉，全年自产蒸汽11748吨、自用比例100%，累计实施能源精进项目171项，电力、蒸汽等主要能源单耗下降。

比数字更值得留意的是其中的“成本”逻辑。卫龙漯河一家工厂通过ISO 50001能源管理体系认证，把能耗指标写进班组KPI、配以节能积分奖励。2019年以来累计节能效益近1万吨标煤，年节能效益逾3000万元，二氧化碳减排接近3万吨。这些改造不只是环境账，也是经营账。

类似的思路也落在水和包装上。魔芋产线用蒸汽解冻替代水解冻，单条产线生产用水下降72%，产能翻倍背景下单位产值水耗下降68%；包装方面，纸盒取消外部覆膜，POF收缩膜用量减少60%。卫龙把能耗、水耗、包材密度纳入常态化KPI，明确不搞“运动式减碳”，短期见效的项目先做，回报周期长的按年推进。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罗云波的判断与此呼应：“食品企业做低碳，是在食品安全、盈利、环保三重约束下做选择。而食品行业绝大多数排放并不在工厂内部，在原料采购、物流、包装上游。”

工厂端的账算得越明白，越反衬出上游减排的艰巨。

最大的碳排放在田间地头，但最难的从来不是技术

工厂能做的，终究只是ESG的上半场。占排放大头的范围三，才是难啃的部分。

难在哪里？难点不在技术，而在对象。车间里的节能减排改造，投钱、上设备、定KPI，半年到一年就能见效；但让一个种植户改品种、改灌溉方式、改化肥使用，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组织方式、技术能力、风险承受能力的问题。范围三牵涉的是千千万万分散的小农户，而不是一条可以统一控制的生产线。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颜晓元一语中的：“农田减排的矛盾在于，很多减排措施短期会扰动产量；想要稳定落地，必须找到稳产、增收、减排三者兼容的方案。”

而消费端的认知现状，进一步放大了行业转型的挑战。消费者愿意为食品的健康属性买单：降盐、减油这类可以直接感知的产品升级更容易获得市场认可、消费者买单；但绿色种植、低碳包装带来的环境收益，消费者在消费场景中很难直观感知，普遍还不愿意为此支付额外的绿色溢价。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低碳经济专委会执行会长李鹏认为，“碳标签的意义，是让消费者用透明的方式投票；只有差异化定价落地，才能实现良币驱逐劣币。但目前最大卡点，是价值链上的成本很难转化为可识别的绿色价值。”

卫龙的切入方式，是订单农业加技术输出。它依托“公司+农户”的原产地直采，在漯河及周边推动辣椒种植、在云南高原做魔芋合作、在甘肃武都做花椒合作，以长期订单锁定农户销路，同时联合农业合作方向农户推广节水、节能、低碳种植技术。带动规模覆盖辣椒约12000亩、2000户，魔芋、花椒、孜然等品类合计带动数万人就业。

但订单农业模式有其天然的短板。绿色种植往往需要更换肥料、优化灌溉方式，短期可能带来单产波动与成本上升；农户缺少稳定的收益补偿，转型动力自然有限。更深一层的矛盾在于：即便原料实现了低碳化，消费者在货架前也未必买账。卫龙做过大量健康化升级——降油、降盐——消费者能直接感受到，因而愿意付费；但低碳种植、低碳包装带来的环境收益，消费者既看不见，也不愿为此多付钱。

在一场行业研讨上，参与者将现实张力总结为“三角矛盾”：“要环境友好，农户短期成本上升、单产波动；要保障供给，企业希望原料稳定、价格可控，不敢强行要求农户冒险；要农户增收，绿色农产品若无溢价订单，农户就没有理由多花钱去改。三个目标不是不能统一，但统一需要时间、需要外部条件。

四方协同：一场还没有标准答案的接力

卫龙给出的判断是：农食行业绿色转型，单靠一家企业推不动，需要四方各补一块。

企业的角色是“给订单、给标准、给技术”，这也是卫龙一直在做的；金融机构能“给资金、给风险兜底”——匹配农业周期的绿色信贷、对冲减产风险的气候或收入保险、基于订单的供应链金融；政府能“给基础设施、给政策和技术引导”——灌溉、道路、冷链这些硬投入，需要公共财政托底；市场能“给绿色溢价”——碳标签、绿色认证、消费者心智教育，让“这包零食用的是低碳种植的辣椒”在货架上能被看见、被识别、被买单。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院长黄季焜的研究也指向同一方向：“农食低碳转型深层困境，是多重目标的冲突：农业补贴政策很多时候和低碳目标并不匹配；部门分割、统筹不足，单靠企业或者单一部门很难推动；要引导社会资本，配套完整的激励体系。”

北大宏观与绿色金融实验室的报告同样指出，国内农食系统转型的卡点不只是企业能力问题：小微农户信息基础薄弱、气候相关披露不足、绿色金融工具供给不足，单一企业很难独立完成整条价值链的激励与风险兜底。这也是行业研讨提出四方协同的现实背景。

需要厘清一个边界：四方协同的构想，是卫龙在一场农食行业"粒粒皆碳"圆桌研讨中提出的倡议，而非它已经落地的成果。它更像是一家食品企业对自己处境的承认——在一条自己不拥有所有权的链条上，一家企业能推进到哪里、又停在哪里，本就是一个没有现成答案的题目。

按照卫龙自己的规划，未来三年它想推动的一件事，是把范围三的碳管理从"盘查"推进到"行动"：把绿色低碳要求嵌入原料采购和订单农业体系，让田间减排与农户增收同时发生。理由是直接和朴素的——农食行业最大的碳排放在上游，最难的转型也在上游；企业若只在工厂里减碳，就算不出全链条的账。

车间里的节能账，卫龙已经算得清楚，也早已回本。但田间的低碳账，牵扯种植成本、价格机制、消费认知与公共配套多重变量，至今仍是整个行业悬而未决的难题。它的边界，最终落在田野、落在农户手上。至于这条边界能推进多远，这不是一家企业能给出的答案。

（本文素材参考《卫龙美味2025年度ESG报告》、南方周末“粒粒皆碳”思享荟圆桌研讨实录、麦肯锡行业报告、公开专家访谈与智库研究等。文中“四方协同”为行业研讨提出的理想化框架，并非卫龙已经落地实施的项目；企业未来三年的转型规划属于目标构想，不等同于已经取得的成果。）

编辑 | 吴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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