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美国国内已经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信号，特朗普对华问题上明显降温，从高关税对抗转向寻求“建设性战略稳定”；硅谷科技巨头在芯片出口上获得松绑；国会和智库中，原本一边倒的强硬声音开始分化。
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对抗路径，扩大先进技术出口管制，并把中国定位为“节奏威胁”。2023年1月，众议院以365票对65票通过成立“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看似美国内部是铁板一块。但是，这其实是建立在五股不同力量临时重合的基础之上，具体一点：
第一股是特朗普的锈带选民基础。特朗普及其团队向他们提供了一套叙事，把经济与社会失序主要归咎于中国，同时把所谓的“芬太尼问题”也指向中国。
第二股是贸易鹰派，以特朗普本人、彼得·纳瓦罗和罗伯特·莱特希泽为代表。他们最先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拜登维持并固化了，不惜偏离自由贸易正统。
第三股是外交建制派，包括自由国际主义者和保守鹰派。对中国他们填补了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对手真空”，试图组织新的全球安全集团。
第四股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如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埃尔布里奇·科尔比。他们虽然反对意识形态化的对华叙事，但同样主张延缓中国崛起，要求美国在亚洲加大军事投入。
这种变化的背后是成本的变化，或者说，由于反华成本过高，造成反华联盟瓦解。
首先，在贸易层面，特朗普打关税战的计划受挫，即便一度将对华关税提升至145%，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在中国限制稀土出口等措施，被有效反制。最终美方只能宣称希望再平衡，将“可再生贸易休战”作为可接受状态。
在科技层面上，英伟达等公司在芯片出口上获得松绑。2025年7月政府撤销对H20芯片的禁令，12月，又批准更强大的H200对华销售，条件是分成部分收入。美国公众对AI竞赛需要全力支持硅谷的说法已明确拒绝，民调显示广泛支持AI监管，并反对大规模建设数据中心。公众对硅谷的怀疑，已经盖过了对中国技术追赶的焦虑。
最后，在军事与战略层面上，中国军力上升与美国在伊朗战争中的消耗，加速了双边军事平衡的变化，也迫使美国重新评估自己在亚洲的实际能力。最新《国防战略》指出目标已从追求主导转向“体面的和平”。
本来与美国联合对付中国的国家不少，但是在一段时间的对抗之后，盟友们发现，参与对华围堵，不仅没好处，还给自己制造麻烦，有时甚至就是美国的背后捅刀子。
美国在调整对华政策，不再一味地对抗，愿意进行一定的交易和合作，这不等于战略竞争的结束。诸如技术限制、供应链调整、军事部署仍会推进，只是节奏和强度可能有变，甚至可以进一步加码。
也因此，现在的形势既不能说“美国终于认怂，中国赢了”，这种过度乐观的想法，完全不应存在；也不能说，“什么都没变，遏制还在继续”，这属于低估了美国的应变能力。
美国国内的五股力量没有忘记“美国利益第一”，即使遇到了困难，也不可能放弃，实际只是手段变了，目标不变，所谓风向变了，只是手段之变化。
千万不要以为，美国对华政策不会发生变化，实则变化才是常态，故而需要关注的是，美国如何重新塑造其对华政策，以便应对，相应地进行调整。原则只有一个：不要低估对手，保持警惕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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