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从白茅岭农场开始探索，上海的“三分法”写入国家《监狱法》

今年1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简称《监狱法》）施行，这是其1994年颁布以来首次全面修订。

新法对“分类改造”的相关内容做了进一步细化规定。这一重要制度，发端于上海40年前的实践智慧——1986年，上海市白茅岭监狱前身上海市白茅岭农场率先开展分类改造试点。

这套源自上海基层的改造经验，在1989年全国监管改造工作会议上得到司法部充分肯定，并在全国监狱系统推广。1994年，“三分”工作写入首部《监狱法》，成为我国罪犯改造的基础性制度。此次新法的细化，既是对上海四十余年深耕“三分”工作的法理印证，也为新时代精准矫治提供了更多要求。

“三分”工作的上海实践

在老上海人嘴里，“提篮桥”与“白茅岭”都是“吃官司”的代名词。不过前者在上海市区，后者距离上海274公里，地处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位于安徽皖南郎溪、广德两县丘陵地带。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刚成立，要确保上海的平安、稳定和经济发展，白茅岭等农场应运而生。

1988年农场召开上海市实验劳改大队挂牌典礼

白茅岭除了监狱，还有学校、商店、医院、派出所等等，像一个社区，先后归属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公安局、安徽省公安厅、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劳改局管辖，1995年更名为上海市白茅岭监狱，隶属于上海市监狱管理局。

1956年起，白茅岭农场承担解放后游民安置任务，1958年陆续接受劳教人员和少年犯，1966年开始收押改造罪犯，白茅岭农场最多时有近2万人。1986年，白茅岭监狱率先进行分类改造试点，探索“三分”工作模式，即分类关押、分类分级管理、分类教育，简称分押、分管、分教。

分押，指的是在严格落实性别、年龄分开关押的基础上，打破以往仅按刑期混合关押的传统模式，以犯罪性质为核心标准进行分类编队、分类关押；分管，则是构建 “奖优罚劣、约束激励”的差异化处遇机制，使罪犯改造目标清晰、路径明确、成效可感；分教，是依据犯罪性质，结合罪犯主观恶性程度与接受教育能力，实行类中分层、分级编班、分类施教。

个别教育

三者环环相扣——押得准，才能管得细；管得细，才能教得实。对分类关押的罪犯实施分级管理，有利于针对矫治教育，也能体现区别对待政策，充分调动罪犯改造的积极性。

例如1986年6月，监狱总队首次对在改造中表现不佳又不符合禁闭条件的罪犯，实行停止娱乐活动和购买副食品、限制通信次数等管理措施。之后，很多罪犯有明显的转变。相反，对改造较好的罪犯实施从宽处理，在犯人中反响很大。有犯人表示：“以前大锅饭，怎么着都一样。分级之后，好有好的结果，坏有坏的结果，老实改造确实不一样。”

据统计，两年后，接受矫治的罪犯刑释后遵纪守法率达95%以上。1989年全国监管改造工作会议后，司法部明确将“分押、分管、分教”作为罪犯改造工作的重要举措和基本原则，许多省市参照“上海方案”铺开试点。1994年，新中国首部《监狱法》颁布，“分押、分管、分教”的实践成果被正式写入法律。

1989年7月11日全国监管改造工作会议在农场召开

四十年来，上海监狱系统始终深耕分类改造，把白茅岭的试点经验逐步推广至全市各监所，并结合不同监狱的功能定位持续优化，形成了“全域覆盖、各具特色”的分类改造新格局。

在关押布局上，统筹全市监狱功能定位，对新收、出监、重刑、短刑、老病残、康复等不同类型罪犯实行专业化集中关押。从管理机制角度来看，分级处遇制度持续精细化升级，以宽严相济为原则，综合多维度指标评定等级，使奖惩导向更加清晰。在开展教育矫治的过程中，有提篮桥监狱暴力预防矫正项目、南汇监狱老病残罪犯“生命文化”教育、女子监狱“母亲文化”教育等多种特色项目，分类改造的内涵不断丰富。

新法落地后工作继续提质

“俗话说，一次不公正的执法足以摧毁千百次的说教。作为国家刑罚执行的核心场域，监狱是公权力相对集中、对公民权利限制最严厉的特殊空间，再加之，高墙内的执法相对封闭，权力的运行越来越成为法治关注的重点视域。”上海政法学院客座教授、中国监狱工作协会常务理事张晶撰文指出，新修订的《监狱法》，将实践经验法治化，彰显法治控权与司法公正的核心追求。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试点探索”到“全域铺开”，上海监狱系统多年的实践经验，为新修订的《监狱法》提供了丰富的一线实践案例。

新修订的《监狱法》第六十三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对分类改造作出的系统性规定，与上海“三分”工作的实践高度契合，既是对其先行探索的立法确认，也为新时代监狱工作提质升级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新旧监狱法对比

新法在第六十三条中增加了分类标准、分级处遇、省级调整权限，特别强调“监狱根据罪犯的犯罪类型、刑罚种类、年龄、刑期、人身危险程度、改造表现、健康状况和改造需要等情况，对罪犯实行分别关押、分类管理、分级处遇，并根据罪犯的改造表现等情况变化，及时调整。”

上海早年推行的按犯罪性质分押编队、“三级六等”动态调级及市局统筹调配模式，其内在逻辑与新法核心要义高度契合，为立法提供了坚实的实践样本。新法中增设的“人身危险程度、健康状况、改造需要”等维度，上海在实践中已据此精准优化高风险顽危犯专管、老病残罪犯集中照护、短刑犯出监教育等机制，让分类改造更加精准。

园艺矫治

新法在第九十二条中，新增了教育改造的相关内容：“监狱应当创新教育改造方式方法，不断推进教育改造工作科学化、专业化、社会化。监狱应当通过教育改造罪犯，帮助罪犯重塑健康人格，自立自强，改过自新，培养罪犯守法意识和重新融入社会的能力。”

新法确立的核心目标“重塑人格、融入社会”，与上海多年的实践相契合。从早年引入社会师资、心理咨询师及职业院校资源进监，构建起运行多年的社会化帮教与技能培训体系，将分类教育从狱内矫治延伸至刑释衔接、就业帮扶全链条，推动改造成效实现“墙内开花、墙外结果”。

新法第九十三条则在因人施教、分类教育、以理服人的原则上，新增了针对性方案和评估方法，确立了“定制方案+定期评估”的闭环要求。从白茅岭农场时期编撰分类矫治教材，到组建分类教育专班，上海始终坚守分类施教原则，成为“一人一策”改造模式的实践源头。如今，传统“一类一套课”已经升级为“分类+分段+一人一策”精准矫治体系，实行月度评估、动态调整。

从基层探索到立法确认，再从法律规范反哺实践提质，这个过程也诠释了上海监狱“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工作逻辑。

原标题：《四十年前从白茅岭农场开始探索，上海的“三分法”写入国家《监狱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