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穷人或席卷中国：有车有房，生活光鲜亮丽，但对城市无归属感

有车有房、衣着体面，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花起钱来却小心翼翼？在一座城市打拼了十几年，为什么仍有人觉得自己只是临时落脚的外来人？

网上热议的“新型穷人”，说的正是这样一群人。他们下班后把车停进车库，在车里坐上十分钟，等着手机弹出房贷扣款短信。

外人看来，他们有房有车，生活光鲜；实际上，他们手头没有多少活钱。要看清这群人的处境，可以先从春节说起，因为春节是观察中国家庭消费的重要窗口。

2025年的春运持续了40天，全国人员流动累计达到创纪录的90亿人次，被称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年度人口迁徙。热闹的团圆和出游之外，经济学家更关心春节前后的消费表现。他们习惯从中寻找早期信号，用来判断当年居民的消费支出和消费者信心。

官方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前八天，国内旅游支出达到6770亿元人民币，约合93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总量数字看上去很亮眼，细看却不乐观：人均花费只比2024年增长1%，仍低于疫情前的水平。出游的人更多了，但每个人掏钱时明显更谨慎。

广州的李女士一家刚结束春节旅行。她和丈夫带着女儿去了江西定南古镇，从广州开车大约两个小时，三天花了三四千元。

她说，听说古镇春节期间有很多表演，一家人是专门去感受年味和非遗氛围的。这样的出行算不上奢侈，正是许多城市家庭眼下典型的过年方式。

李女士的女儿在疫情期间出生，从那以后，家里对假期开销越来越谨慎。以前他们到处走，常常出国旅游，现在多选择周边游。她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有了孩子，花费变大，家庭重心从自己享乐转向孩子教育；二是疫情过后，经济有所下滑。

李家年收入超过30万元，属于中等收入群体。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元至50万元之间就属于这一群体。

有受访者感慨，生活本就不容易，还要养孩子、供孩子上学，做什么事都得精打细算。这种心态在中等收入家庭里相当普遍。

“中产”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受访学者认为，中产通常受过良好教育，也与社会地位相关，专业人士和管理人员往往属于这一群体。

他们还应有稳定的住房、一定的储蓄和医疗保障，并且负担得起度假之类的消费。按这个范围计算，中国大约有4亿至5亿人属于中产，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中产群体，人数比美国总人口还多。

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拥抱市场原则、向世界开放，释放出巨大的增长动力。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数亿人摆脱了贫困。手头宽裕以后，中产开始大手笔消费，大房子和新家电成了生活改善最直观的象征。

后来，中产的选择越来越多。他们开始为旅行、演唱会、外出就餐等体验买单，生活方式日益多元。

据估算，2022年中国中产阶层的消费约为2.3万亿美元，约占GDP的四分之一，规模超过整个日本经济。中产买国产品牌还是进口品牌，把钱投向教育、医疗还是娱乐，都会直接影响相关行业的商机和就业。

这也是判断未来增长潜力的重要指标，所以各国政府都密切关注这一群体的消费习惯。

不过，中产人数虽然在稳步增加，消费增速却在放缓。疫情前，他们更愿意购买昂贵的名牌商品。

如今不少人的说法是：以前看到喜欢的东西就想买，现在要先想想这样东西是不是必须的。有经济学家指出，中国仍是发展中经济体，增速在5%左右，通胀却只有1%左右，这样的组合并不太合理。

钱变紧的原因，很大一部分锁在房贷合同里。绝大多数人签下二三十年的房贷、车贷合同，并不是为了攀比或挥霍，只是想在打拼的城市有个落脚的地方。

签字的时候，也没有人会往最坏的方向想。可从签字那一刻起，未来二三十年的大部分收入就已经提前被锁定，家庭财务的缓冲空间被挤得几乎看不到。

过去很多人默认，只有背井离乡的外地人才会被债务牢牢捆住。土生土长的本地年轻人有家里的房产托底，日子应该过得轻松，没什么经济压力。可“新型穷人”的讨论能够引起广泛共鸣，说明被月供和日常开支压得喘不过气的人，并不只限于某一类群体。

对于从外地来的家庭，压力不只在账面上，归属感的缺失同样明显。在一些大城市，孩子入学、医保报销等仍然有门槛。

随迁子女入学往往要同时满足社保、居住证、住房证明等多项条件。一旦材料不齐或年限不够，家长就只能另找民办学校等替代办法，实际成本明显高于本地户籍家庭。

正因为如此，有人在一座城市住了十几年，房子买了，车也开上了，偶尔深夜走在空荡荡的街上，还是会冒出一个念头：自己只是临时落脚的外来人。表面上的体面和内心的不安同时存在，构成了这群人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政策层面的长期目标。按照此前提出的目标，到2035年，中等收入群体要达到人口的一半，这意味着还要提高大约2亿人的收入。

河南一座三线城市的工厂维修工刘国强，月薪5000元，属于低收入群体。他第一次来北京，是为了看望在林业大学读大三、学计算机的儿子。

儿子每年的学费加生活费要两万多元，占了家庭收入的一大部分。夫妻俩很少买新衣服，家电和手机都用旧的，只盼着儿子将来能改变家里的境况。这样的家庭在中国很常见：父母省吃俭用，把向上流动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下一代的学历上。

这条路通常是这样走的：从小城镇出发，靠考试一路突围，读十几年书，在大城市找到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攒几年钱凑够首付，咬牙买下自己的第一套房。从那以后，长期房贷就和自己的职业生涯绑在了一起。许多“新型穷人”正是沿着这条路走过来的。

问题在于，学历已经不再是进入中产的保证。2023年6月，青年失业率创下21%的新高，此后官方暂停定期发布这一数据。

去年8月调整统计口径、剔除在校生后，这一数字为18%。“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就能出人头地”的承诺，正在变得不那么确定。

舒同学认为，很多人努力了十几年，生活也只是维持原状；想实现阶层跨越，除了努力，更需要机遇。学者担心，年轻人就业难不仅会减缓中产群体的增长，还会让一些人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失去动力。过去三四年里，“躺平”现象越来越普遍。

这也给2021年重新提出的“共同富裕”带来了挑战。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建设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

有学者指出，过去几年的努力帮助了最底层人口脱贫，但在防止低收入群体返贫、兼顾中产利益方面仍有不足。中国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契约，更多地分担养老和医疗风险。

同时，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并不等于依赖救济的“福利主义”。

外部压力也在上升。今年两会提出，全年新增城镇就业1200万人。

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随后又将税率翻倍。中国则对美国的煤炭、天然气以及农产品和食品加征10%至15%的关税。

分析认为，这场贸易摩擦中最大的输家将是美国消费者。美国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已经从2017、2018年的约20%降到约15%。

现在关税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比当时小约25%。何况当年中国出口也顶住了压力，因此眼下人们并没有陷入恐慌。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中产驱动的内需曾帮助本国乃至世界走出衰退。如今，中产群体预计仍会继续扩大，但已经不再出手阔绰。

有经济学家预计，2025年的情况可能仍不尽如人意，但会比过去几年好一些。如果股市和楼市企稳，有望稳定甚至提振中产消费。

消费结构也在变化。消费者在汽车和奢侈品上收紧开支，却更愿意在生活方式类活动和医疗健康上花钱。

这种转变未必能完全扭转消费放缓的趋势，但中国毕竟有14亿人口，潜在空间依然巨大。在贸易战和逆全球化的阴影下，中产阶层怎样花钱，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都至关重要。

那有车有房的人为什么越来越会算账，为什么在城市里住了多年仍找不到归属感？春节消费的冷热反差、被房贷锁定的收入、入学和医保的门槛、年轻人就业的不确定，共同给出了答案。

“新型穷人”并不是真的贫穷，而是缺少安全感。只有让他们的收入更稳定，风险有人分担，努力能看到回报，这个庞大的群体才能重新放心消费，也才能真正把所在的城市当成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