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冬天,广西荔浦一带的稻田里,韦绍兰抱着女儿躲避战火。枪声逼近,村民纷纷进山,谁也没有想到,一次寻找家中牲畜的短暂出行,会把这个二十多岁的母亲推进人生最深的黑暗。
韦绍兰出生于1920年,家在广西荔浦县新坪镇。1940年,她嫁给罗佢贤,后来生下女儿阿绥。那时的日子虽然清苦,却有着普通农家的秩序:种田、养猪、照料孩子,盼着一家人平安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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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后,广西成为战火波及的地区。1944年冬,日军向桂林、柳州一带推进,沿途掳掠百姓。韦绍兰背着女儿逃跑时,被日军用刺刀逼住。背带被割断,孩子跌落在地,她只能赶紧抱起女儿,和其他被抓来的妇女一起押上卡车。
她们被送到沙子岭一处关押妇女的场所。那里没有选择,也没有尊严,只有看守、暴力和漫长的恐惧。韦绍兰后来回忆,自己每天都在想办法逃跑,却又怕刚迈出门就被抓回去。那种害怕,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清的。
三个月后的一天,趁日军看守松懈,她抱着女儿逃了出来。她不认得路,只能凭太阳辨别方向。夜里躲在柴房,白天继续赶路,饿了就向路人求一口吃的。从马岭走回家乡,二十多公里的路,她走了两天,脚上的血浸透了鞋子。
回到家,等待她的并不是安慰。丈夫罗佢贤听说她回来,只冷冷说了一句:“你还知道回来。”在一些人的误解里,被掳走的妇女反而成了“有污点的人”。侵略者制造的灾难,竟被转嫁到受害者身上,这比伤口本身更难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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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回家后不久病重,最终没有活下来。韦绍兰悲痛难支,曾喝下农药寻死,却被邻居发现救回。醒来后,她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按照时间推算,腹中的孩子是日军暴行留下的结果。
丈夫不愿让孩子出生,婆婆却担心打胎会影响韦绍兰今后的生育。1945年7月,男孩出生了。村里人没有把他当作普通孩子看待,家人也因流言和羞耻感而冷落他。韦绍兰给孩子取名罗善学,小名阿告,只希望他将来能够读书明理,平安长大。
她曾经想过掐死这个孩子。不是因为孩子做错了什么,而是每当看到他的脸,就会想起那段被强行夺走的日子。可孩子一哭,她还是把他抱起来。她说:“我下不了手,只能把他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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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善学幼年时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只知道父亲从不抱他,弟弟妹妹能吃白米饭,他却常吃红薯和杂粮。村中孩子骂他“日本崽”,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受欺负,只能回家询问母亲。韦绍兰很少解释,只叮嘱他:“不管到哪里,你都是中国人。”
十二岁那年,罗善学从亲属口中听懂了那些辱骂背后的含义。他曾大声说,自己出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就是中国人。这句话看似简单,却是一个孩子在羞辱和排斥中,艰难守住的身份认同。
成年后,罗善学的婚事屡屡受阻。女方家庭一旦知道他的身世,往往立即反对。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也没有显赫的工作,只能靠种田、做杂活维持生活。村里需要帮忙时,他仍愿意出力,哪怕别人未必真正接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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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唏嘘的是,他没有因此彻底怨恨父亲。1981年,罗佢贤患病卧床,罗善学一直照料。1986年父亲去世时,他依旧披麻戴孝,哭得很厉害。这个被父亲冷落了一生的儿子,最终还是尽了自己的孝道。
多年以后,韦绍兰的经历逐渐被外界知晓。2017年,纪录片《二十二》上映,她作为幸存者之一出现在公众视野中。那时她已年近百岁,身体衰弱,却仍愿意讲述经历。她并不要求特殊待遇,只希望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不要被抹掉。
2019年5月5日,99岁的韦绍兰去世。她留下过一句话:“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这句话没有修饰,也没有宏大的腔调,只像一个历尽苦难的老人,对自己漫长一生所作的简短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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