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期选举，对中国有何影响？

【文/观察者网 冯雪】

中期选举过后，全美一片“蓝色浪潮”涌动，总统特朗普这一抹红色，星光暗淡。

面对民主党重掌国会，他这次表现得不再桀骜不驯，反而强调要与对方合作，不想一直动用否决权。

已成“跛脚鸭”的他，到底会如何与共和党互动、与民主党共处？特别在外交事务上如涉中国、伊朗、乌克兰等问题，他会展现怎样的“新”姿态？

为此，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昊带来深入解读。

以下为对话实录：

观察者网：民主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取得突破，并在一些传统共和党优势州获胜。您认为，这次选举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选民对特朗普政府执政表现的评价？其政治意义是否超出了一次常规的中期选举？

孙成昊：这次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选民对特朗普政府执政表现的集中评价。中期选举通常会惩罚执政党，但参议院选举受到各州政治结构和错位改选周期影响，民主党能够在多个传统红州取得突破，更能说明全国性不满已经压过部分党派惯性。

特朗普本人又强化了这场选举的全民公投性质。他反复要求选民把自己当作候选人，深度介入共和党初选，也就很难把失败完全归咎于地方候选人。选前调查已经显示，约八成选民希望国家治理方式发生改变。这种不满既针对物价和战争代价，也涉及对政治运作方式的失望。

因此，这次中选的政治意义超过一般的席位轮替。之前大家所认为的共和党“特朗普化”遭到了挑战，共和党的接班竞争可能会提前启动，国会制衡也将重新进入政策过程。民主党得到的授权，核心是降低生活成本、纠正治理偏差和加强监督。今后两年能否兑现这些诉求，将决定这次反弹能否形成更持久的美国国内政治变化。

观察者网：从目前报道的北卡罗来纳州、俄亥俄州、得克萨斯州等地的选举表现来看，民主党的竞争力似乎有所扩大。您认为，经济和民生问题、特朗普个人因素、共和党候选人表现以及民主党的竞选策略，分别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孙成昊：经济民生是基础性因素，特朗普个人因素则把各地的不满汇集成全国性问责。共和党掌握白宫和国会，难以继续把物价、战争和公共服务问题归咎于对手；特朗普越强调个人领导，也越需要为执政结果承担责任。

但要把这种形势转化为席位，还需要合适的地方竞选人。北卡罗来纳州的库珀拥有州长任内积累的知名度和地方网络，俄亥俄州的布朗长期经营产业工人和工会群体，得克萨斯州的塔拉里科把家庭支出、反腐败与宗教语言结合起来，使民主党的主张更容易进入当地社会。这些成功路径有明显差异，很难归纳为全党统一向左或向中间移动。

民主党做得好的地方，是让候选人更多围绕本地生活经验组织竞选，把抽象的反特朗普情绪变成就业、医保、住房等具体的政策选择。共和党部分候选人的争议、初选内耗，以及过分依赖特朗普背书，则放大了民主党竞选人的这种优势。经济决定了竞选环境，竞选人质量和策略决定了民主党能否真正利用这个环境。

观察者网：中期选举投票前，外界普遍预计，民主党会控制参议院，这将对特朗普政府形成哪些实质性制约？从立法、人事任命、司法任命、预算谈判以及国会监督等方面看，民主党控制参议院将如何改变特朗普政府的执政环境？哪些政策可能最先受到影响？

孙成昊：最直接的变化是，特朗普将失去参议院在人事和司法任命上的配合。新一届国会明年1月就职后，民主党可以通过委员会审查、安排表决和多数票阻止有争议的部长、大使及联邦法官提名。若最高法院出现空缺，白宫也必须面对民主党多数，任命保守派法官的空间会明显收窄。

立法和预算方面，参议院可以拒绝支持新的减税、支出和政策调整，要求白宫以修改方案换取通过。预算谈判也会成为审查移民执法、战争开支和行政部门运作的机会。监督方面，委员会能够传唤证人、索取文件，对政策执行和利益冲突持续追责。

我预计首先受到影响的是尚未完成的人事任命、医疗保障和税收安排，以及战争追加拨款、移民执法资金等争议事项。民主党不能凭一次选举撤换已经就任的法官，也无法独自完成立法，但能够大大改变白宫推进政策的条件。特朗普今后不仅要考虑政策是否符合自身意愿，还必须考虑能否获得资源、人员和国会支持。

观察者网：从最新选举结果来看，民主党将同时控制参众两院，特朗普是否会提前进入“跛脚鸭”阶段？特朗普是否可能更多依赖行政命令、总统权力和外交政策推动其政治议程？这种做法又会面临哪些限制？

孙成昊：两院均由民主党掌控后，特朗普会更早进入政治影响力下降、接班竞争升温的阶段，“跛脚鸭”的特征会更加明显。他推动重大立法的能力将削弱，共和党议员也会更多考虑2028年及各自选区的利益。不过，总统现有的行政和外交职权仍会延续至任期结束。

我预计，他会更加依赖行政命令、监管调整、制裁和外交手段，争取绕开立法僵局、努力实现立竿见影的成果。但这些工具各有边界，行政命令需要宪法或法律依据，不能自行创造拨款；行政措施可能受到法院审查，也容易被后任政府调整；外交谈判一旦涉及改变法律或长期支出，仍绕不开国会。

总统可以否决民主党法案，推翻否决通常需要两院各三分之二支持，但否决权无法替他通过新议程。未来两年更可能出现一种不对称局面：白宫阻止国会立法的能力仍强，把个人主张变成稳定、持久政策的能力下降。行政行动可能更加频繁，政策的法律争议和执行反复也会随之增加。

观察者网：共和党内部是否可能出现更加明显的分化，例如传统建制派、特朗普主义支持者以及潜在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竞争？特朗普对共和党的控制力会不会受到挑战？

孙成昊：特朗普的党内控制力会受到挑战，首当其冲的是他支持选举的能力受到质疑。他长期能够影响共和党初选，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内相信他的背书可以带来胜利。如今一些由他力推的候选人失利，尤其是传统优势州失守，共和党人就会重新计算忠诚的收益与代价。

但共和党的基层动员、筹款和政治认同已经深受MAGA影响，传统建制派很难简单恢复过去的主导地位。更可能出现的是几种竞争：建制派强调候选人质量、财政纪律和外交成本；特朗普主义支持者争论关税和海外战争是否背离原有承诺；万斯等潜在接班人则需要争取基本盘，同时证明自己能够吸引更广泛的选民。

这些分歧会围绕2028年逐步公开化，但未必立即形成反特朗普联盟。相当一部分共和党人仍要依赖他的支持者通过初选。因此，判断其权威是否真正下降，要看议员是否敢在关键表决中偏离白宫，以及捐款人、地方组织和竞选资源是否开始向新的领导人物转移。

观察者网：民主党是否会借此加快培育新一代政治领袖？可能的人选有谁？竞选策略会哪些新的变化？

孙成昊：这次选举为民主党更新人才梯队提供了实际平台。值得关注的既有夏皮罗、贝希尔等拥有州级执政经验的人物，也有奥索夫、塔拉里科和埃尔-赛义德等更年轻的政治人物。前者可以突出治理能力和跨党派吸引力，后者有机会通过参议院履职、全国性议题和新的传播方式扩大影响。

但这些人物代表的路线并不相同。奥索夫的优势在于竞争州的选举经验，塔拉里科善于把经济公平与宗教语言结合，埃尔-赛义德则更接近进步派。民主党有条件通过听证、委员会工作和全国竞选，让这些不同类型的人获得检验，同时为2028年积累人才。

竞选策略上，我预计生活成本、医疗、住房和政治腐败将继续占据中心，候选人的地方信誉和日常沟通能力会更受重视。此次胜利既包括温和派，也包括进步派，党内很难据此宣布只有一条路线有效。下一步的竞争，会更多围绕谁能把经济承诺转化为可信的治理成果展开。

观察者网：民主党控制参议院，会改变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吗？对华强硬在美国两党之间具有一定共识，但双方在关税、科技限制、盟友协调等问题上存在政策分歧。民主党控制两院后，是否可能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形成制约？哪些领域可能出现调整，哪些政策又可能保持连续性？

孙成昊：会形成制约，主要改变的是特朗普使用政策工具和达成交易的空间，中美战略竞争的大方向仍会延续。对华科技和安全压力仍有广泛的跨党派支持，部分民主党议员还可能指责特朗普把关键技术限制、对台军售等问题过度交易化。

关税领域存在调整空间。选民对生活成本的不满，会增强民主党审查关税代价、限制总统单边加税的动力，也可能为部分商品减税和贸易安排提供政治理由。科技领域的连续性更强，先进芯片、人工智能及投资审查已有较深的制度基础，国会可能要求更严格执行，并审查白宫发放豁免或放宽许可的决定。

盟友协调方面，民主党更强调共同施压和规则协调，会批评特朗普一边与中国竞争、一边以关税冲击盟友的做法。不过，总统仍掌握外交谈判和部分执行权。我认为元首接触、经贸谈判和风险管控会继续，技术限制及安全竞争也会加深，白宫与国会在如何竞争、哪些事项可以交换上将出现更多分歧。

观察者网：从中国的角度看，美国国内政治权力重新分配，究竟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可预测性有所增强，还是意味着中美关系将面临更多来自国会和党派竞争的不确定性？

孙成昊：从中国角度看，需要分别判断政策方向和具体执行。美国两党对华竞争的共识较强，因此科技限制、供应链安全和台湾问题上的压力具有一定连续性；但国会权力上升，会使谈判、批准和执行涉及更多政治参与者，具体节奏可能更难把握。

权力分散能够增加对总统单边行动的约束，也会增加协议落地的障碍。特朗普可能希望通过元首外交推进经贸安排，国会则可能附加条件、要求审查，甚至通过相关立法压缩让步空间。美国政府内部的部门、国会委员会和不同党派，未必按照同一种优先顺序处理对华关系。

奥索夫

我的判断是，美国对华竞争方向会保持较强连续性，具体政策和协议执行的波动可能更大。影响未来政策方向的是，美国各机构能否围绕已达成的共识保持基本一致，以及政策调整是否有清晰，尤其是台湾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的风险是否被美国国内党派竞争不断推高。未来的观察重点，将从元首之间能否达成共识，进一步延伸到美国政治体系能否承接和落实这些共识。

观察者网：特朗普是否可能将外交政策作为突破国内政治困局的手段？是否意味着他将调整对盟友的态度？此前北约以及东亚盟友都表达了担心。

孙成昊：国内重大立法受阻后，外交谈判、商业协议和停火安排，更容易成为特朗普展示领导力和争取政绩的方向。他也可能更依赖与外国领导人的直接沟通，试图以个人外交推动突破。但国外的谈判对象同样会评估他能否兑现承诺，国会若限制拨款或拒绝配套立法，也会影响其谈判空间。

对盟友，他可能在语气和磋商方式上作出调整，因为处理伊朗战争、乌克兰危机和对华竞争，都需要欧洲及东亚盟友提供资源和配合。不过，增加盟友防务投入、要求更多对美采购和投资，仍是其长期政策取向。北约的军费承诺也已经制度化，相关压力很难因一次选举而消失。

我认为特朗普可能会开展选择性协调，在需要盟友支持的议题上加强接触，同时继续施加成本分担和经贸压力。盟友也会更积极经营与美国国会的关系，争取政策连续性。

观察者网：在伊朗战争、俄乌冲突等国际事务上，特朗普将会展现何种“新”姿态？

孙成昊：伊朗战争已经成为特朗普的政治负担。他本人承认战争影响了选举结果，同时仍为动武决定辩护，这说明选举惩罚与政策转向之间还存在距离。降低油价、控制战争支出和寻找可宣称的外交成果，会成为更强的动机；但他也可能把军事威胁作为推动谈判的工具，谈判受阻时仍可能通过追加打击寻求施压。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特朗普仍会寻求体现个人作用的谈判安排，但放松对俄压力、加强对乌施压，已经遭到两党议员反弹。民主党掌控国会后，可以围绕援乌拨款、制裁执行和豁免条件加强监督，提高白宫单方面改变政策的成本。欧洲和乌克兰也会更重视国会渠道，争取影响美方谈判立场。

两场冲突的约束有所不同。伊朗问题首先受到战争代价和民意压力牵制，乌克兰危机问题则更容易引发盟友协调和对俄政策争议。共同变化是，特朗普更需要尽快展示外交收获，国会则会进一步追问目标、成本和执行细节。双方对“什么算成功”的理解，可能成为特朗普后半个任期的重要矛盾。

观察者网：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社会分裂以及选民对传统政治制度的不满持续受到关注。此次中期选举是否反映出美国选民的政治诉求正在发生变化？特别是经济焦虑是否正在超越文化和身份议题，成为决定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

孙成昊：经济焦虑在这次选举中有突出作用，但选民的诉求还包括对权力失控、政治腐败和治理失灵的不满。最新美国全国选民调查显示，约四成选民将经济列为国家最重要的问题，约三成选择民主制度状况，说明物质压力和制度焦虑正在同时发挥作用。

文化和身份议题仍有强烈的党派动员力，只是在生活成本持续上涨时，它们较难替代选民对执政绩效的直接判断。一个家庭是否负担得起住房、医疗和日常开支，比宏观经济指标更能影响其投票选择。关税和海外战争也因此成为国内经济问题，外交政策的成本直接成为家庭账单的一部分。

值得关注的变化是，选民越来越要求政治人物解释，政策究竟给普通人带来了什么。民主党此次能够把生活成本、反腐败和监督总统联系起来，形成跨群体动员。但这也意味着民主党未来会遭遇同样的挑战。如果两党反复承诺改善生活，却无法兑现，选民对执政党的惩罚可能更加频繁，社会对政治制度的不信任也会继续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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