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3月下旬,日军以第110师团第139联队为骨干,配以战车和坦克,攻下南阳后兵锋直指西峡口,企图越关隘以占西安、进逼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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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军的行动,第一战区紧急进行部署,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坐镇指挥,调集第85军、第78军、第27军以及第90军第28师等部,在西峡口至重阳店之间的公路两侧山地布防。
如此一来,一场硬仗避无可避。
激战西峡口
等到第二十八师赶到西峡口时,战局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
在公路以南,日军第110师团主力被中国军队围困在川道之内,形势看似有利;但公路以北,以第139联队为骨干的日军攻势极为猛烈,全线战况万分紧急。
王应尊没有选择被动死守,而是将全师三个团做了梯次部署:第八十三团接替毛姑砦防务,第八十四团和第八十二团蓄势待发,准备向大红岭之敌发起攻击。
毛姑砦的接防过程中,日军见中国军队初来乍到,以为有机可乘,突然向第八十三团发动猛攻。
然而这个团的官兵胸有成竹、士气旺盛,当即集中所有迫击炮和五十四门六零炮出其不意地集中射击,打得日军措手不及。
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日军不分昼夜轮番进攻,结果却被第八十三团一次又一次击退,阵地始终在中国军队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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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应尊用兵有一个特点:他从不把希望寄托在“等援兵”上,上级那句“援兵没有”反而让他彻底断了念想,把每一仗都当作最后一场来打。
与此同时,王应尊命令第八十四团向大红岭之敌发起攻击。
第八十四团一开始就遭到敌炮火猛烈射击,但在空军炮火协助下,官兵奋勇前进、猛冲猛打,迫使日军节节后退。
当第八十四团攻击到山顶时,日军全力反扑,战斗进入白热化,敌我伤亡均大。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王应尊亮出了他埋伏已久的棋子,第八十二团团长李规率部从敌人侧背出其不意发起袭击,使日军腹背受击、阵地大乱。
正面攻击的第八十四团乘机发动攻势,终于使日军全线崩溃、狼狈逃窜。
第八十二团这步棋,王应尊早在接防之初就已布下,等的就是日军疲惫而骄、疏于侧翼的那一刻。
路在何方
这场战役的结果,比日军预想的要沉重得多。
王应尊所部占领大红岭后派部队跟踪追击,阵地上尸骨遍野,森林中吊死多人,遗弃的马匹、枪支弹药和衣服不计其数。
日军第139联队遭到毁灭性打击,被彻底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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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西峡口战役前后历时将近四个月,在友军协同下,日军始终未能再向西移动半步,被死死围困在西峡口至重阳店五十里地域的南北二山里,一点点被消灭。
当然了,中国军队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第二十八师阵亡营长二人,重伤副团长一人,伤亡连排长以下官兵四百余人。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战役是中国八年抗战中最后结束的一次大规模战役,一直延续到日本投降方才收尾。
在战役结束后,王应尊因克敌制胜被升为第二十七军中将军长,被授予四等云麾勋章。王应尊从一个步科出身的基层军官,到统领一个军的将军,这条路他走了将近二十年,中间跨过了淞沪的血火、陕西的蛰伏和豫西的苦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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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古人说得好,“福兮祸之所伏”。
战后王应尊的部队缩编为整编第二十七师,他仍任师长。
1947年,在宜川、瓦子街战役中,王应尊的部队遭到西北野战军重创,其本人被俘后脱逃,此后便不再受重用,被调往西安绥靖公署任干训团学生总队长,离开了野战部队。
1949年底,王应尊退往四川,后在在新津随部投诚。
王应尊曾在回忆文章中写过自己写那段作战经过,“并不是说我二十八师立下什么战功,而是说日寇当时虽是气焰万丈,也不是不可以被我们战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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