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元拍的电影看哭全网，7年后，他又出高分新作

2019年，纪录片《四个春天》上映。

这部成本仅有1500元的电影，

记录了贵州独山县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

母亲爱唱山歌，做得一手好菜，

父亲是物理老师，自学20多种乐器，

两个人打野菜、在屋顶上种花、在天井里养鱼。

电影上映后，超19万网友为它打出8.8的高分，

一家人被网友称为“中国完美家庭”的样本。

爸妈是彼此一生最好的朋友

爸妈在天井里合奏二胡，一家人都酷爱音乐

这个家庭有3个孩子，

导演陆庆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曾经历过动荡不安的叛逆期；

姐姐陆庆伟，是山里第一代大学生，

毕业后留在沈阳工作，后来经商；

哥哥陆庆松，19岁进入清华大学教音乐，

90年代辞职后租下北京郊区的小院，

种花、弹琴、自由创作。

父母两人始终对世界充满好奇

姐姐（中）曾和妈妈一样爱唱歌，左边为哥哥

但美好的另一面也有无常，

《四个春天》拍摄期间，

姐姐陆庆伟因肺癌病故，年仅49岁。

2023年初，父亲陆运坤去世，

隔年9月，哥哥陆庆松被确诊肺癌四期，

不久后，母亲李桂贤也离开了。

生活的狂风暴雨过后，

弟弟陆庆屹被巨大的虚无笼罩着，

他开始写作，把对父母的回忆

以及青年时期和哥哥在清华度过的日子，

收录进新书《落在我身上的雨》，

目前在豆瓣获得9.1的高分。

另一边，药物让哥哥的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他开始重新运动、弹琴，

把前半生散落在心中的旋律整理成完整的作品。

兄弟两人在哥哥的小院里

7年前，一条曾就《四个春天》对谈陆庆屹，

这个秋天，北京的天时而晴朗时而阴霾，

在香山的红叶抵达之前，

我们再次见到了陆庆屹和哥哥陆庆松。

在经历过一系列的告别和变故之后，

他们仍然在各自的生活里向前走，

是爱与回忆、音乐和写作牵住了飘摇的心，

正如陆庆屹回忆父母时感受到的力量：

“仿佛是在茫茫迷雾中，

朝着一盏稳固的灯在靠近。”

编辑：韩嘉琪

责编：陈子文

哥哥陆庆松（左）和陆庆屹（右）在清华校园

在陆庆屹的人生里，哥哥陆庆松曾经是一个遥远而耀眼的存在。

哥哥离开老家那年，他只有10岁。当时，北京有一个面向少数民族地区招收天才学生的政策。招生老师在贵州寻找学生，一度有些心灰意冷，后来听说麻尾有一个神童，坐火车晃了一夜赶到这个只有一条街道的小镇。经过面试，他决定把读小学五年级的陆庆松招去北京。

那时陆庆屹只有4岁，他对这件事的记忆模模糊糊。哥哥被通知去北京的前一天晚上，他梦见一个小太阳从天上蹦蹦跳跳地来到家门口。醒来后，他把这个梦告诉了母亲。

哥哥陆庆松出发去北京前夕，和弟弟的合影

陆庆屹对送别哥哥的那天印象深刻。“麻尾盛事，来了二三十个人。”天上下着瓢泼大雨，人们披着油纸、油布送哥哥去车站，走过井，走过山，过了桥，再拐到街道，路途好像特别遥远。

哥哥去了北京之后，常有亲戚朋友到家里询问他的近况：庆松有没有来信，最近过得怎么样？很长一段时间里，哥哥都是陆庆屹心中的一个标杆。“那时候觉得北京只是个概念，就是照片上的一个天安门，他是活在概念里边。”

第一次见到从北京回来的哥哥，陆庆屹五岁半，读小学一年级。放学后，他远远看到哥哥冲过来，一把将他抱起，原本的生疏感很快就消失了。到了二年级，哥哥给他写了第一封信，他被几十个同学簇拥着去取信，仿佛又一次触摸到了哥哥身上的光环。

姐弟三人

哥哥陆庆松离开清华时的告别演奏会

后来，哥哥15岁进入中央民族大学作曲系，19岁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音乐教研室教书，教的学生年龄比自己还大。一个来自贵州山村的孩子，能走出这样一条路，是整个家族的骄傲。

但陆庆松并没有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1992年，25岁的他离开了清华。原因之一是校方要求他剪掉长发，他拒绝了。比起在一条前途无量的职业道路向上爬，他更愿意过自己喜欢的、没有拘束的生活。

离开清华后，他循着香山的方向找房子。他在山里长大，童年的游戏是刨土，双脚踩在柔软的泥巴上，亲近自然是他一直以来的本能。后来，他在北京租下过不同的小院，照顾花草、看书、弹琴，靠给学生上钢琴家教维持生活，他收的学生一直不多，钱够用就行。

刚到北京不久后的陆庆屹

而在哥哥的光环下，陆庆屹拥有的是一个“坏孩子”的青春。

他的成长在打架、旷课和夜不归宿中度过。初中以前，他个子小，性格内向，又心软，总被欺负也从不告状；直到初二，一次意外挥拳，让他发现暴力原来这么管用。他结交了一群社会友人，整天为小群体出头。为了对抗老师，他故意交白卷上去。红色封皮的学生手册上，老师写下的评语一学期比一学期严厉，印象最深的一句是：“现在酿出的苦酒将来还是由你自己喝下。”

高一辍学后，他拎着书包离家出走，没打招呼就跑了。那个晚上，县城黑漆漆一片，因为当时的路灯很少。他爬上一辆运苹果的火车，望不到自己的家，坐在车厢里哭了一路。天快亮的时候，火车经过一个小车站，他下了车，沿着铁路往前走，不敢回头。那时的他经常被喊去打架，“肯定要同意，你不同意就没法混下去”。

陆庆屹在清华的校园里踢球

离家出走前，母亲曾给他定过四条规矩：不要麻烦别人，不要难为别人，不要犯罪，不要死得毫无意义。后两条尤其现实。当时，村子之间时常有群架，当地人把打架叫作“挖架”，因为人们会拿锄头打架，常听到有人喊“又挖死一个人”“一命抵一命”。在那个环境里，母亲最担心的是，这个敏感又刚烈的孩子会不会因为一时冲动，付出生命的代价。

辍学流浪了两个多月后，最终是哥哥收留了他。

哥哥拿着吉他拨弄琴弦，故作轻松地问这个正处在叛逆期的弟弟：“哎，要不你跟我到北京去？”陆庆屹心里很高兴，但假装矜持，说自己要想一想，最后“勉为其难地答应”。

到了清华，哥哥很快发现弟弟远比自己想象中更野。在家里，弟弟从不穿拖鞋，一定要穿球鞋，因为打架方便。有一次，一个清华子弟站在路边的台阶上抽烟，抽完把烟头弹到他的脚边，他立刻冲着对方大喊。

年轻时的陆庆屹

哥哥意识到，不能用强硬的方式对待这个弟弟。陆庆屹吃软不吃硬，哥哥便换了一种方式。他经常去图书馆给弟弟借一摞书，有莫泊桑的作品，有《弗吉尼亚人》，希望弟弟通过书里的故事去理解人性和人生。

陆庆屹写下：“为了吸引我进入新的生活轨道，我哥想了各种办法来捆住我的脚。”他喜欢运动，哥哥就教他踢足球，不惜花37块钱买了一个真皮足球送给他，用掉了自己大半个月的工资。“足球是特别好玩的东西，他知道我学会足球后，我的心就会收束一下。”

哥哥用一种春风化雨的方式，慢慢化解了弟弟身上的戾气。陆庆屹后来回忆，那段在清华的日子，是自己人生的一个转折。

兄弟俩在林间散步

哥哥现在租住的小院一角

但在弟弟心里，和哥哥的关系始终伴随着某种难言的愧疚。90年代，哥哥原本有出国进修的机会和计划，托福也已经考出了高分，但因为自己在北京漂着，哥哥因此改变了人生安排。

“也许没有我的出现，他是不是在世俗层面会有一个更光明的前景？”这些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陆庆屹。照顾自己是哥哥年轻时给妈妈许过的诺言，“他不敢放手，就怕我又回到老路上，所以他就放弃了这么一个机会。这个是我一直以来对他愧疚的原因。”

不过，陆庆松对这件事一直有另一种理解。照顾弟弟是他愿意做的事，没有必要把它理解成一种牺牲。至于所谓的“放弃出国”，他并不认为自己因此失去了什么。他始终拥有自己最看重的东西：自由。

在清华图书馆门前的哥哥（左）；兄弟俩（右）

陆庆松在家中弹奏自己创作的曲目

在他看来，弟弟从小就有很独特的才情，尤其是讲故事的能力，让他羡慕。“他特小的时候，我想嚯，这家伙怎么那么能编故事。”陆庆松觉得，弟弟和母亲很像，都有丰富细微的感受力，火爆的脾气下是极温柔的内心。他自己则更偏向另一端，温和、理性，身上的疯狂是“忘我”之后的一种状态。

他知道弟弟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充分发挥才华，性格上的松弛，甚至让他在专业上有些懈怠。但陆庆松并不觉得自己在浪费才华。“只不过没给更多人呈现出来而已。我至少给我自己呈现，我很满意。”

他说，自己和弟弟的关系是兄弟之间“极其少有的”。两个人有时会有分歧，却总能在精神上彼此理解。他觉得，越是亲密的关系，越要承认对方是一个独立的人。没有什么大事发生时，两个人各忙各的，互不干预。

陆庆松在小院里打理植物

今年春天，北京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毛毛虫灾。陆庆松在顺义村里租住的小院也没能幸免。毛毛虫像雨一样落在植物上、墙面上，密密麻麻地蠕动着。惨遭攻击的是大型乔木，黄栌、杏树、樱桃、樱花，叶子被啃成了丝网，花苞泛黄，地面上留下一粒粒褐色的虫粪。

“简直恐怖极了。”陆庆松一向没有给花草打药的习惯，这次不得不拿出很久未用的洗车高压水枪，喷向植物，又爬上房顶，拿着小喷壶从上到下地洒药。

他更喜欢让植物按照自然的方式生长：有些花蹿得又高又快，比如野蔷薇、榆树、杏花；有些则慢慢悠悠地长。2020年刚搬来这个小院时，他曾经搭过一个大棚，悉心护理植物，精准地控制温度和湿度。但有些植物似乎并没有展露出任何活下去的愿望，一年后，还是死掉了。

小院里，六月的百合以及被小鸟啄食的杏子

此后，他不再过度干预它们的成长。现在小院里留下的，都是生命力顽强的植物。也正因为如此，他曾在自己的公众号里写道：“几乎不打药的小院是众鸟的天堂。”春天，鸟雀落在杏树上啄食杏花；夏天，小鸟呼朋引伴来吃野樱桃和杏子。

幸运的是，上半年的虫灾过后，没有一棵植物因此“挂掉”，到了秋天，小院又慢慢恢复了生气。

生命的韧性，同样发生在陆庆松的身上。

两年前，陆庆松的身体开始出现异常。最初是哈欠频繁，一个哈欠很长、很大；在手机上打字时，手指不由自主地落在错误的键盘格，输出的字句颠倒错乱；弹琴时，曾经灵活的手指像是粘在了键盘上，力度不由他控制。紧接着，他发现自己的腿站不直，两只手也甚至无法对齐。

友人写给他的明信片：“命运的诡谲残忍超乎想象，她展示出的温柔和慈悲同样如此。”

陆庆松第一次做核磁共振，片子显示，脑部已经出现了大量肿瘤。不久后，他被确诊为肺癌四期，并伴有脑转移。姐姐陆庆伟得的也是同一种病。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姐姐从确诊肺癌晚期到离世，命运只留给她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而就在这年的中秋，母亲也去世了。突如其来的重病，让陆庆松没能赶回老家为母亲送行。

但面对诊断结果，陆庆松却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平静。有学生问他，得知自己患癌时，真的没有畏惧吗？学生告诉他心理学上的一个理论，癌症病人在得知自己确诊之后，会经历“3F”的心理阶段，包括Fear（恐惧）、Fight（奋力抗争），还有Freeze（不知所措）。陆庆松说，很奇怪，这些情绪他都没有。

他没有追问过患癌的为什么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它就自然而然来了。”因为在此前的人生里，他不止一次地思考过“如果有一天自己也得了绝症”，在命运的随机性面前，他从不觉得自己有豁免厄运的金牌。

被病痛折磨的姐姐，让不信佛的妈妈开始日日夜夜转起念珠/《四个春天》剧照

办理入院时，他换上病服，躺在病床上。护士拿来输液瓶，上面写着药名“甘露醇”。看到这个名字，他一下想起十年前的姐姐。

姐姐陆庆伟是家中的长女，大学毕业后她下海经商，个性爽朗又豁达。她曾经是帮衬家里最多的那个孩子，出钱给父母盖房子，1997年又斥2万元“巨资”给爸妈买了一台DV机。患癌之后，爱笑的她被剧烈的疼痛折磨得奄奄一息，临终前的几个月，她蜷缩在病床上，常常艰难地从嘴里吐出几个字：“给我甘露醇。”

如今，陆庆松也需要用到这种药物。他开始体会姐姐当年脑袋疼得发胀的感觉。“我跟她有了一种同病相怜的安稳，有一种惺惺相惜的、靠近了的感觉。”

2022年1月，陆庆松举办了从清华离开后的第一场演奏会“安顿春天”，线上有超5万人观看

躺在病房里，他的手指在空气中拨动，脑海里依然有旋律流淌，像是在弹琴。这似乎也是他一贯的性格。他曾跟女友解释过自己的名字：“松也有松弛的意思，或许我比较松，不容易紧张。”住院的那段时间，周围的人反而比他更焦虑。弟弟和女朋友在医院里忙前忙后，连续的睡眠不足，走路已经走不稳了；朋友、学生和老师也在为他奔波，帮他研究病情，寻找治疗方案。

“我反而不敢焦虑了。”陆庆松说。他感受到一股巨大的暖流，爱意从四面八方涌向自己。他很少落泪，但是“心中已经泪流不止”。

1990年的陆庆松

这个被判定为癌症晚期的病人，脑海里浮现的都是美好的记忆。他想起童年，麻尾的冬天阴冷潮湿，手上生了冻疮，妈妈给他涂猪油、蜂蜜；大学毕业后，爸妈四处为他筹钱买钢琴；他想起爱过的人、爱着的人，想起90年代留长发弹吉他的疯狂岁月。

在学生的建议下，他写下了一张待办事项清单，其中包括写一部交响乐、拍一部关于姐姐的纪录片、回老家麻尾看看。他说自己“有种向死而生的感觉”。

几天后，基因检测结果出来，医生发现他的肿瘤存在ALK融合基因变异。这是一种非小细胞肺癌的驱动基因变异，仅占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3%—7%。它有一个称得上美丽的中文名——“钻石突变”，这是因为在晚期肺癌患者中，它拥有成熟且高效的靶向治疗药物。甚至不用做化疗，只需要吃药，就有可能提高生存期。

治疗很快有了效果。吞下靶向药后，他的头痛开始减轻，三天后，已经能够下床走路。

在医院住了20多天，陆庆松回到小院，开始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过去，他一旦沉迷一件事，经常钻研到半夜，看书、玩游戏，五六点睡觉都不稀奇。如今，他不再放肆，按时睡觉，早上9点按时吃药。

每天都会规律地运动

生病后不能剧烈运动，他就开始有节制地锻炼。去年跳鬼步舞，今年改为慢跑，围着院子跑，一圈一公里，一天下来能跑两圈。脚步一迈，他就气喘吁吁，但还是笑着说：“跑不过瘾。”曾经的他，一小时内跑10公里，“跑到瘫了都没事”；周末去给学生上钢琴课，他会骑车从五环外一路骑到市区，其中一天要骑行180公里，在北京城的地图上连出一个三角。现在，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

“以前是尽兴，你知道吧？现在是要收敛。”唯独在音乐上，他比以往付出了更多的精力。过去脑海里出现一段旋律，他会随手写在纸片上，丢得到处都是，“没有正经的”。现在，他拿出铅笔，把记忆中的曲子一首一首整理下来。

有一首写给父母的曲子，他取名为《摇篮曲》。有时候半睡半醒中，爸妈的声音似乎就在耳旁，他常会产生一种“打电话”的错觉，好像他们没有走得很远。坐在钢琴前，让奔流的思念进入音乐，他克制地说，那是一种“挺遗憾、挺伤感、挺无底洞的一种感受”，但他并不回避。

不久前，陆庆松在小南园举办的个人演奏会

只是药物的副作用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弹琴时稍一用力，就可能感受到肌肉酸痛，甚至一阵痉挛——因为肌酸激酶很容易升高。他逐渐接受了身体的变化，在音乐上不再追求技巧的高超，也不再刻意追求结构的复杂度。他自己写的曲子，情感制胜，缓慢温柔。有老朋友听后惊讶地说：“怎么不像你呀？那些暴烈的、激情澎湃的东西没了。”

进入一个新的生命阶段后，陆庆松对音乐有了新的理解：“简单的、朴素的情感，也是毫不排斥的。”现在他弹奏自己的音乐，常常一弹就是一整天，自己陶醉其中。

不久前，他在小院里举办了两场家庭演奏会。秋日的阳光下，他戴着一顶朴素的渔夫帽，因为靶向治疗会让人产生严重的光敏反应。这是他首次公开演奏自己创作的曲目，钢琴旁，有几位观众悄悄落泪。

这两年陆庆屹几乎每天要花10小时以上的时间读书、写作

与哥哥相比，弟弟陆庆屹对失去的感受似乎更加浓烈，也更加漫长。父母离世后，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像是被挖走了很大一块。

“在你前半生里，最了解你的人走了。你成了一个各种秘密的唯一的知情人。”那些跟父母一起到山里转悠、在路上说说笑笑的日常，一起哭过的东西，再也不会出现了。每次想到这里，他仍旧会很心痛。

有朋友告诉陆庆屹：从没见到过一个成年人，像你这样由衷地喜欢自己的父母。以前，他常常坐在爸妈旁边，观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觉得他们像孩子一样可爱。他希望更多人能了解自己的父母，《四个春天》是他的第一次尝试。

姐姐走后，父母肉眼可见地衰老了许多/《四个春天》剧照

决定剪这部纪录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开始感受到“死亡的倒计时”。姐姐走后，父亲的变化尤其明显。曾经注重形象的老知识分子，不再像从前一样打理头发、衣着，他很少笑了，动作也变得迟缓。“差不多两年时间，他就从一个很有生命力的状态，变成了一个老人迟暮的感觉。”

有一次，陆庆屹回家，第一次发现母亲戴上了老花镜。他愣住了。在他的记忆里，母亲的眼睛一直很闪亮，视力特别好。那个瞬间，他突然意识到，母亲也已经力不从心了。

“人就是慢慢在这些细节里要去理解生命的，从生到死的一个过程。”

父亲

2023年初，父亲去世。早上7点，陆庆屹扶着父亲起来上厕所。两个小时后，他再次回到屋子，发现父亲一动不动。大脑空白了两三分钟，他伸手摇晃父亲瘦小又柔软的身体，去看他的眼睛，听他的呼吸，没有动静。

之前几年的那些心理准备一下崩塌了。“有几分钟，我不太愿意承认这件事情真的到来了。”

守灵夜，前来悼念的朋友们渐渐散去，堂屋里忽然传来母亲的声音。她轻轻哼起了《何日君再来》，歌声断断续续，夹杂着哽咽。那时的母亲已经经历过两次脑梗，半边身体不能动弹，像被冻住了一样。

连续多日的恍惚之后，母亲的眼神空了，常常直愣愣地盯着一个地方。她说：“他走了，我就死了一半。”母亲的活动空间也逐渐退缩到床上。只有一张轮椅，才能让她短暂地离开昏暗的房间。曾经圆润的母亲变得消瘦，白发爬满了头顶；过去博闻强记的她，说话也开始前言不搭后语。第二年秋天，母亲也去世了。

陆庆屹青年时代的画作《痛苦》

有段时间，陆庆屹哭得很多，看球哭，发呆也哭，半夜醒来时，在黑暗中已经泪流满面。他试着写下回忆父母的文字，正如哥哥把思念写进曲子，他重新打捞、梳理那些逝去的记忆。

“这空洞，它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它不会消失的，它也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填补，只能说我慢慢地接受它。”

写作的过程，也是重新理解父母的过程。在最新的散文集《落在我身上的雨》里，母亲曾经说过一句话：“人生一世，什么都体验过就不亏，对不对？”陆庆屹记得，那是小时候一个冬天的清晨，贵州的冬天是雨季，湿冷难熬，他陪母亲去山里的湖边洗衣服。母亲挑着盛满衣服的担子，冷风吹得人睁不开眼，土地上已经结出冰渣。到了湖边，母亲用棒槌砸开冰面，把衣服投进去，双手很快被冻成了紫色。

妈妈独自洗衣服，年轻时起她就有自己的“秘密基地”

陆庆屹问妈妈，为什么不去人更多、也更暖和的井边洗衣服？母亲笑着回答：“井边？妈做事情喜欢安安静静的。”

洗衣服的地方，是母亲自己的秘密基地。她有意避开村子里妇女扎堆的井边，宁愿走一段更远的路，去体会属于自己的风景和时间。

当他开始写下这些故事，才再一次发现，那些习以为常的举动背后，还有许多自己从未真正理解过的东西。比如父亲的温和，陆庆屹一直觉得父亲的好脾气是天性使然，后来才知道，父亲一辈子没跟母亲红过脸，是因为一个一生的承诺。

父母谈恋爱时，母亲曾带父亲去见外公。外公感叹，陆老师人是很好，只是看起来太单薄，担心他以后养不活女儿。那时候的人，生活里许多事情都要自力更生，打水、挑柴、做一套家具，都需要力气。过了几天，父亲看到一脸愁容的母亲，说：“你放心，这辈子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年轻时候的母亲（左）；父母恋爱时（右）

多才多艺、温文尔雅的父亲

“有的人，可以用一辈子实践一个诺言。”对爸妈，陆庆屹产生了一种很深很深的敬佩。

如今，陆庆屹几乎每天读书十个小时以上，他希望在文学上有所突破。他从小就喜欢写东西，五年级时就开始记日记。到了北京，他睡的小床四周围着纸板，上面写满了字。文学一直是他最喜欢的东西，比电影更让他着迷。

曾经痴迷过的摄影、足球、绘画被搁置，因为这两年，他感受到体力上明显的衰退：他必须选择一件当下最想做的事。以前他热爱运动，登山时背一个大的相机包，里面有十来个镜头，还有一个三脚架，20多斤，走一整天都觉得没事；现在，走得远了，已经有点体力不支。

“你去想一年前的自己，你都能感受那种差别，人老起来是很快的。”

看书看累了，他会走进厨房，在手机上写作。那是一个只有两平方米、没有窗户的房间，黑洞洞的，却让他能够保持专注。眼睛抬起来，看到灶台上的瓶瓶罐罐，比如母亲的花椒瓶，让他想起老家院子里妈妈种的花椒树。生活里这些微小的事物，让他的心灵一次次靠近父母。

妈妈在做针线活，墙的另一边是沉迷在音乐中的爸爸/《四个春天》剧照

在陆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也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父母是彼此一生的灵魂伴侣，却也保有各自的小世界。母亲热爱文学，家里没人的时候，她会看文学杂志，订阅《十月》《收获》，也在小本子上写自己的东西；父亲则在屋子的另一边捣鼓电器，研究各种乐器。

陆庆屹从小就能感受到，家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也都很重要。父母很少要求孩子为自己做什么，但必须尊重彼此。

母亲有一个理念：人到了十八岁以后，做所有事情都要自己负责。爸妈相信孩子们能够自食其力，能够承担自己的人生，至于具体做什么，是每个人自己的决定。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里，陆庆屹一直不太能给自己一个明确的身份。《四个春天》上映之后，他慢慢习惯了别人称呼自己为导演。但在此之前，他做过的职业很多，什么都想尝试一下。

陆庆屹青年时期的绘画作品《三个我的自画像》

离家出走之后，陆庆屹做过足球运动员、文字编辑、矿工，做过网页、动画和后期，开过公司，也做过摄影师。他流浪过，去过圆明园画家村没日没夜地画画，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睡过天桥底下，也睡过公园的长凳。

在北京做编辑时，他每天看别人的稿子，自己却没有多少时间写东西。回家后太累，只能在公交车上挤出一点时间写日记。人挤人的车上，他把手伸进包里，拿着一截小铅笔头，在黑暗中盲写。后来，他唯一能理解自己的朋友毕业去了广州，北京一下子变成了一片空白。

他听说矿山在招人，就去了矿山。“有点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愿望吧。”他想知道，一个人为了生计要付出的最基础的艰辛究竟是什么，自己能不能承受。去矿山的路段有的很窄，据说70年代后没再修过。有一回，司机指向深沟里说：你看那下面有辆车，上星期翻下去的。

年轻时候的陆庆屹

他在矿山待了半年，心里一直默默和其他矿工较劲，每天偷偷比别人多拉一车矿。

“我就是内心里要告诉自己很强。”他喜欢这种身体上的挑战，相信只要投入一件事情，总能找到其中的乐趣。回看这一生，他做过的重大决定都只要几秒钟，然后就去做了。

直到三十多岁，陆庆屹才有了一种“成人的感觉”。那一年，他开了公司，终于能给父母寄钱了，帮爸妈偿还房子的借款。直到剪辑《四个春天》，他四十多岁，才觉得自己真正成熟了，“人生开始有了某种稳定的方向”。

这种缓慢的成长，既源于他遗传自父母身上的好奇心，也和家庭给予他的宽容有关。“不止做什么他们不反对，我不做什么，他们也不反对。”

2013年，父亲带一家人去登老家最高的山峰（右为哥哥）

每做一个决定，父母都是乐呵呵的，像在听孩子们的人生故事。“比如说我公司不开了，他们就觉得挺好玩，是吗？不开了？那估计太累了。他们会这么去理解事情。”

1992年，哥哥决定离开清华时，他想挣脱体制带给他的束缚，爸爸认真地写信回复他：“相信你的选择，朝自己的理想努力吧，钱不够用就跟家里说。”但后来兄弟俩才知道，爸爸得知哥哥辞职时，也有过失落和惆怅。

但最终，爸妈都选择相信他们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体。这种深层的理解，让一家人的关系长出了牢固的根基。成大后，家里五个人的银行卡密码，彼此都是知道的；谁没钱了，可以直接开口说“给我点钱”，甚至不需要讲借钱，就会主动帮助彼此。

陆庆屹说：“我们为对方而活，我们也为自己而活。”

1995年，陆庆屹在圆明园画家村

陆庆屹的新书《落在我身上的雨》

陆庆屹一直喜欢体验生命里出现的各种事情，包括疼痛。以前牙龈需要开刀，他还曾经跟医生说不要打麻药，想知道究竟有多疼。脚崴了，第二天他跳着一只脚去跟人踢球，就想知道那只脚会有多疼。

《落在我身上的雨》这个书名，来自陆庆屹青年时代的一次淋雨经历。下雨天，人自然会撑伞，会躲雨，直到他上海的朋友李寒松邀请他一起淋雨。那是初夏的一天，细雨连成了雾，他和朋友在雨中散步，周围的世界变得朦胧而温柔。

“在那场雨里边，我确实有一种模糊的命运感，前路茫茫，你也不知道要去哪。”

陆庆屹缓慢的成长，源于他旺盛的好奇心和宽松的成长环境

几年后，1994年世界杯开幕，陆庆屹再一次淋雨。当时清华的西大操场上空乌云密布，突然下起了冰雹。球场上的人都跑到体育馆的走廊下面躲雨，只有他留在操场上，穿着一身白衣服，留着长发、扎着马尾，在冰雹里跑步。他跑了二十多圈，头上被砸出了好几个包。旁边的人打着伞看着他。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看一个怪物。”但陆庆屹只是想体验一下，在那样的天气里跑步，会是什么感觉。

后来，他越来越喜欢淋雨。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遭遇，好像雨点，“它们经过那么漫长的行程，也许就是为了落在我身上。”

陆庆屹租住的家中有很多植物

他也喜欢看植物自然生长的样子，像哥哥一样。他喜欢野花野草，因为它们不必被修剪成整齐的形状，可以自由地向四周伸展。许多草本植物一岁一枯荣，一代接着一代，生命就在这样的变化中延续。

这让他想到人的一生。“就像石头风化，树木会有年轮，所有东西都在变化，人也是这样的。”体验人生里的幸福，也有痛苦、生病，或是离开和失去，这才是人，“人这一生的际遇就是这样的。”

参考资料：《落在我身上的雨》，陆庆松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