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巴中 26 岁的袁某杰,落网时还在出租屋熟睡,屋里摊满考公的复习资料,距离国考只剩 37 天。面对民警,他情绪崩溃,反复哀嚎 “我考不成公了”,甚至脱口质问:为什么第一次不抓我?
这句质问,撕开了整件事最荒诞的内核。他的痛苦,不是愧疚于欺骗十余名女性、骗取十余万元,不是心疼受害者辛苦攒下的血汗钱,而是痛心自己的 “上岸梦” 就此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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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打着旗袍寄拍兼职的幌子,先用小额退款博取信任,再一步步诱导受害者垫付押金,持续收割。一边编织骗局蚕食别人的生计,一边埋头刷题,向往公职岗位,向往 “为人民服务” 的身份。这不是简单的人格分裂,而是一套扭曲的功利逻辑:考公是他想要拿到的终点勋章,至于通往终点的路,在他眼里似乎可以变通、可以投机。
那句 “为什么第一次不抓我”,藏着他对法律的巨大误解。在他的认知里,诈骗只是一个可以中途叫停的项目,抓捕只是一个打乱他人生规划的外部变量。倘若警方早点出手,他就能及时收手,保住自己考公的资格。他始终没有明白,从实施诈骗的第一笔转账开始,就已经踩破了法律的红线,这件事从根源上就不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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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熟读考公的知识点,不可能不知道政审规则,清楚刑事案底会直接断送上岸之路。可他选择一边备考,一边继续行骗。在他的思维里,守法自律和备考上岸,是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他只盯着 “考上公务员” 这个结果,却忽略了一个最基础的前提:想要进入公职队伍,首先得是一个守底线、知敬畏的人。
很多受害者,只是想找一份靠谱兼职补贴生活,没有贪念,却被他精心设计的套路拖入困境。赖女士先是顺利拿到退款放下戒备,后续投入两万五千元,最后钱财落空、求助无门。袁某杰在审讯室感慨自己未婚、惋惜前程的时候,被骗的普通人,正为凭空消失的押金焦头烂额。他的崩溃无比真实,但这份崩溃,从头到尾只关乎他自己的得失,没有半分对受害者的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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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必惋惜他毁掉的 “前程”。这份前程,本身就建立在对他人的侵害之上。
公考,考察的从来不止是行测申论的答题能力。政审设立的意义,就是筛选出敬畏法律、恪守良知、值得群众托付的人。公职身份,不是一份光鲜的工作,不是用来抬高自己的跳板,它承载的是公众的信任。
资格从来不是一张笔试面试的录取通知书。做人的资格、履职的资格,是由平日里每一次选择累积而成的。当他决定骗取第一笔押金的时候,他就亲手注销了这份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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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考的考场,他注定无法踏入。可比这场国考更早落幕的,是他自己亲手葬送的底线。考试可以决定能不能上岸,但良知,决定了你配不配走上那条为民服务的路。有些大门,从来不是制度、考试关上的,而是人自己,一步一步,亲手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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