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同大笑赴死，美国记者的照片引发争议

1949年5月11日，一位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上海闸北宋公园拍下一张照片，照片中是一名即将被行刑的男子，因为旁边的亡命牌上写着：“奉命枪杀通敌叛国犯朱大同”。

哈里森·福尔曼给照片的注释是：“共产党人朱大同，视死如归，大笑赴死。”

尽管是黑白照片，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中看到，黑色整齐的背头发型中夹杂着些许白发，脸庞还算干净，最让人感觉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叫朱大同的表情，竟然是笑着的。

通常情况下，人在临死前都是极度恐惧的，“没有人不怕死”这是常识，然而朱大同的这张照片留给人们的印象，完全打破了人们的常识。

除了朱大同行刑前的这张照片，哈里森·福尔曼还拍下了那一天里很多其他的照片，从这些照片中，我们大概能够看到，在行刑前，朱大同等人曾被押在一辆汽车上，在人山人海的地方进行游街。

在街道的两旁，站满了密密麻麻看热闹的人，透过照片，似乎也能看到群众的愤怒，他们好像嘴里大骂着“汉奸卖国贼”，押送朱大同的车，所到之处，人们更是伸出了手，也可能是在投掷一些垃圾。

如果不是街道两旁还站着一些军警，也许这些人真的可能冲到前来把这些囚犯给当街打死。

如果不是哈里森·福尔曼的这张照片，估计很多人都看不到这诡异的一幕，一个被警方逮捕的要枪毙的人，周边都是要生吞活剥他的人，为何在临死前，他却能放声大笑？

很多人因此不相信这是一张真实的照片，或者是哈里森·福尔曼的备注搞错了，这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因为西方人可能对中国的政治并不了解。

事实上，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位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的真实身份，你就绝对不会怀疑这张照片的真实性或者技术性。

哈里森·福尔曼是英国《泰晤士报》和美国合众社的记者，曾在1943年走访河南灾区，拍摄下大量宝贵的照片，将1942年前后河南大旱的场景真实再现出来。

1944年夏，哈里森·福尔曼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挠，从重庆一路北上，到达了中国革命圣地，曾采访过毛泽东，后来写下了轰动中外的《红色中国报道》，被译作为《北行漫记》，与《西行漫记》的形成姊妹篇。

可以说，哈里森·福尔曼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摄影记者，朱大同大笑赴死的这些照片为人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新中国成立后，这种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处死的共产党员，理所当然的应该受到优待，在上海解放不久，朱大同就被上海政府追认为烈士。

似乎这也是实至名归的事情，然而事情却没有预想的那样顺利，让人想不到的是，在坊间对朱大同这个人物的评价却又充满了巨大的争议。

这一次，人们不但怀疑他是汉奸卖国贼，还怀疑朱大同压根就是一个共产党的叛徒，是一个政治上投机倒把的墙头草。

有人曾直接贴出朱大同的履历，1928年加入中共，1934年投敌叛变当了中统，1941年被日军逮捕，登报声明愿与日军共同反共后被释放，1943年担任国民党清乡大队长，反攻倒算杀害数百人，1949年倒戈准备策动武装起义，迎接解放军渡江，事发后被国民党逮捕枪毙。

按照这份履历来说，朱大同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汉奸、叛徒、卖国贼、墙头草。

这种舆论呼声的反转，实在让人感到困惑，在朱大同被处死前，被老百姓当作“汉奸卖国贼”，有情可原；在新中国建立后被追认为烈士，也是理所应当，然而在追授烈士后，却引发巨大的质疑，估计是很多人所始料不及的。

对于朱大同的事迹，很多人也都在纳闷，是不是上海市政府搞错了？没有调查清楚朱大同的背景就把他评为烈士？

朱大同并不是一个历史名人，在浩浩荡荡的历史当中不过一个尘埃，尽管他是一名烈士，然而在那个时代，太多的烈士都是默默无闻的，为何这么多人对朱大同的事迹“了如指掌”，甚至到了“如数家珍”呢？

我曾试图为我国的战斗英雄们写一个系列的文章，然而当我搜索资料的时候才发现，完全是寥寥无几，连战斗英雄的资料都找不全，何况是朱大同这样的普通烈士，如果不是哈里森.福尔曼这个照片，谁有会关心朱大同呢？

经过多方查找，以及一些网友提供的资料，最终找到了朱大同“黑历史”的出处，不但不是地摊文学，还是具有一定官方修史性质的安徽萧县的县志。

正是通过这本县志，我们可以了解到朱大同这个人的生平，简直让人无法直视。

经过我的简单整理，他的生平大概是这样的，朱大同中学没有毕业就在萧县王寨小学担任教员，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王寨小学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到张庄寨小学任教，组建党小组。

民国二十年（1931年），任徐州特委巡视员兼萧县县委书记，民国二十一年组织张庄寨暴动失败后潜逃到连云港市隐蔽。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朱大同叛变投敌，当了中统特务，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任徐州特务室视察员，发现在枣庄市开设同香堂中药铺的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当即逮捕。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1939年），朱大同担任徐州特务室主任兼行动队长，潜入萧县，利用国民党县党部在徐州油坊办训练班之机，秘密发展特务组织，培训反共骨干，散步反共言论，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民国二十九年五月（1940年），朱大同担任国民党萧县县长兼任国民党萧县县党部代理书记长，在此期间发表《中国国民党萧县县党部代理书记长朱大同为恢复党务活动告全县同志书》、《萧县县长朱大同告全县同胞书》和《萧县县长朱大同告萧常一、二、三营及特务营全体武装同志书》等文告，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经常制造反共摩擦，侵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民国三十年春（1941年），趁着新四军四师东撤之际，朱大同亲率两个营的兵力，对其发动进攻，妄图一举吃掉，同年6月下旬，朱大同被日军逮捕，在他表示愿意与日军共同反共，登报声明后被释放。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朱大同担任国民党宿县县长兼清乡第二大队长，众多共产党员、抗日干部、战士和群众惨死在他手下。

民国三十五年九月（1946年）朱大同以萧县“难民还乡团”团长的名义，带领流亡地主返回萧县，对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战士及其家属和在抗战期间参加“双减反霸”斗争的贫苦农民，进行疯狂地反攻倒算，抄家封门，被其带领的还乡团杀害的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达数百人。

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时，朱大同潜逃江南，集资在镇江、南京之间开办了一个煤矿，担任煤矿公司职员。

民国三十八年二月（1949年），朱大同加入“孙文主义革命同盟” 任江苏省支盟委员，准备策动国民党地方武装起义，迎接解放军渡江。同年4月5日在无锡下塘被捕，解往上海。5月11日被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枪杀于闸北宋公园（注：1950年上海以此举定为烈士）。

只要是认字的，看了上述这段《萧县志》中关于朱大同的记载，妥妥可以认定朱大同就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没有政治操守，专门做墙头草。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误区，那就是《萧山志》能否代表历史，有没有权威性？

在大多数情况下，县志是有一定历史参考价值的，在没有官方历史记载的情况下，县志、族谱乃至墓志铭都能拿来当做参考资料，成为人们了解历史的一手资料。

但是其准确性就不见得有多高，因为那个时期的县志都是当地一些有名望的学者修订的，其客观性是大打折扣的。

其中记载朱大同的《萧县志》是1960年3月，国家档案局通知，要求各县编纂县志，在萧县县委的组织下，历时123天即完成编纂工作，由于编写过程急于求成，内容质量比较粗糙。

应该可以肯定地说，网上对于朱大同烈士的诋毁与质疑，皆是因为这本内容比较粗糙的《萧山志》而起，而《萧山志》并不具备评判一个人善恶好坏的资格。

其实可以推测《萧山志》关于朱大同的记载，应该是以国民党当局审判朱大同时的材料为基础编纂的。

因为我们看到，这段县志在讲述朱大同生平时，几乎全部都是朱大同在国民党内的职务变迁，只不过后面的“汉奸”和“叛徒”资料，是编纂者后加上去的。

朱大同到底是不是汉奸卖国贼呢？

从枪毙朱大同的“亡命牌”上的字来看，朱大同被处死刑的罪名是“通敌叛国”，也就是汉奸罪，这个罪名基本是不成立的，因为这是在1949年5月，国民政府早就过了追究汉奸的行为。

实际上，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亦或者汉奸的处理都不积极，只有少数臭名昭著的汉奸如川岛芳子受到严惩，剩下大多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侵华战犯冈村宁次，本应该在东京大审判的时候就被枪毙，但是国民政府为了让其协助接收战后地区，将其软禁在南京，1949年1月26日，在国民政府的军事法庭上，竟然宣布冈村宁次无罪释放，在节节败退之际，竟然派人帮助其回国。

所以，在1949年国民政府想要处死的朱大同，并非因为他卖国，事实上，朱大同的卖国行为根本不成立。

在以《萧县志》为基础的史料中，都说到朱大同在1941年6月被捕，然后发布登报声明，愿意与日军共同反共而释放。

实际上，这根本说不通，朱大同当时的对外身份是国民党军在江苏一带的抗日游击总指挥，这样的身份被日军抓住后，他为什么要让你刊登反共声明呢？

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在1941年6月被日军抓捕后，都是难逃一死的！

很多人认为朱大同是汉奸，不外乎是因为朱大同被捕后又毫发无损地出来了，以此脑补朱大同叛变的情节，事实上是说不通的。

当然，不是汉奸，也不能证明朱大同不是叛徒，在《萧县志》中，短短几行字中，大量的文字把朱大同描绘成一个沾满鲜血的叛徒。

因为资料缺少的原因，很难让人不怀疑朱大同叛党的这件事。

那么，朱大同到底有没有叛党呢？

其实，只要明白一点就知道，只要是手上沾了血债，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最终都不会得到组织的谅解，更何况是朱大同这样普通的人。

如果朱大同真的有叛党、出卖同志的情节，在新中国成立后是绝对不会追授为烈士的。

在朱大同颇受争议的一生当中，人们看到的是他叛徒的一面，真实的他却是坚定的中共地下党员。

在1928年入党后，一直从事革命活动，于1931年担任徐州特委巡视员，兼任萧县的县委书记，在反围剿期间，中国工农革命受到重创，朱大同在1932年策划暴动，最终以失败告终，随即转入地下工作。

朱大同在萧县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借助其在萧县的资源，成功打入中统当中，成为外人看来的反革命叛徒，中统的刽子手。

有人认定朱大同为叛徒，就是因为朱大同在此期间做的反共言论，按照《萧县志》中的记载，朱大同的所作所为在当地应该是相当恶劣的。

因此，才有了朱大同被萧县人以及其蔑视的笔法写入到县志当中，以这种毫无根据的资料来推断朱大同的反革命情节，似乎有点不公。

直到1999年，河南电影制品厂离退休干部处印发的一本书名为《深切的缅怀——纪念朱大同烈士殉难五十周年》，在该书中详细的记载了朱大同的生平，书是纪实性的，参与回忆记述的大多都是当年的地下工作者。

才将朱大同烈士一生的事迹完整地披露了出来，朱大同的生平事迹基本与《萧县志》不发生冲突，但是里面漏掉的点是，朱大同在1932年革命失败后，一直接受党的领导，转入地下工作后，成功地打入了中统内部，这样新身份即使是那些反共言论，都是形势所迫而不得不发表的，难道一个在中统工作的地下党员，不去高喊反共，难道是亲共？

正是为了获取情报，朱大同才深入敌后，不惜毁掉自己的名声，甘愿做一名被千夫所指的“汉奸”，也要继续革命下去。

在1941年6月被日军抓捕后，不久又从监狱中出来的后续，朱大同在1941年8月被31集团军副总司令王仲廉任命为鲁苏边区游击总指挥，后来又担任苏北挺进第七纵队司令。

从1941年到1942年间，朱大同依旧带领国民党的武装与日本人继续作战，假如朱大同被日本人抓了，登报声明，回来后国民党会继续留用？这门槛也太低了吧！

根据书中记载，朱大同在抗战期间主动作战次数达25次，被动与敌作战19次，击毙鬼子汉奸574人，俘伪军136人，这样的战绩虽然算不上辉煌，那也是实打实打出来的。

之所以有人质疑朱大同，就是因为其被日军俘虏一处产生质疑，后来根据朱大同的警卫员回忆朱大同被俘的经历与逃出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朱大同还为萧县县长，在麦子成熟的时候，带着一些人在黄口和杨楼一带活动，因为有叛徒出卖，将朱大同的活动计划透露给日军，致使朱大同等人在刘庄被日军包围在一个地窖中。

朱大同为了避免人员伤亡，主动走了出去，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且表明窖内都是农民，随后朱大同和他的警卫员都被俘虏了。

警卫员一口咬定自己是农民，日军就没逮捕他，却把他抓了壮丁，让他给日军的洗澡堂子烧水。

在这段时间，朱大同一直没有投降，在与警卫员取得联系后，朱大同让警卫员设法与外边取得联系，以寻找机会逃出去。

在中秋节时，趁着混乱在警卫员的营救下跑了出去，最后辗转到了王仲廉的总部。

这就是朱大同从日军那里逃出来的经过，当事件的见证人与县志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认为哪一个史料更有真实性呢？

尽管在《深切的缅怀——纪念朱大同烈士殉难五十周年》这本书中，讲述了大量朱大同的事迹，可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相信，非要拿一本内容粗糙的县志内容说事。

事实上，不管朱大同在被俘期间有没有登报反共，有没有屈服，都无关轻重，因为逃出来后，朱大同上了抗日战场，真刀真枪跟日军打，这还叫汉奸？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在处决朱大同的时候说他是“通敌叛国”，根本就不是因为他日军俘虏的事。

因为在1949年5月11日上海宋公园就义的人中，除了朱大同外，还有张达生、王文宗等中共地下党工作者，因此可以看出，朱大同被处决的真正原因就是中共地下党的这个身份。

关于这些，原“孙文主义革命同盟”负责人、组织部部长许闻天，前中共南京地下党负责人史永，江苏省政协副主席邓昊明等均为朱大同提供了证明材料。

我最喜欢的一部谍战片就是《风筝》，柳云龙饰演的郑耀先，在监狱中不得不坦白自己的身份时说道：“我是中国共产党员，受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委派，于1932年打入国民党内部，代号‘风筝’。”

旁边的公安局长当即大吼道：“这不可能！”不敢相信这样一位大特务，竟然是一名共产党员。（《风筝》27集37分钟左右）

每一次看到这里我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因为我们知道郑耀先是潜伏在国民党军统内部的情报人员，知道他的事迹，更知道他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背负着怎样的重担。

从而也可以看出，当时转入地下工作的人在解放后会遭遇什么样的质疑，可以说，朱大同一直都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其事迹与郑耀先有很多相同之处，因此，那些关于他叛党的指责，多半都是捕风捉影，没有依据。

如果朱大同真的做了这些反革命的事情，那么中共在追授烈士的时候，难道不进行资格审查？

这完全是对烈士评审工作的亵渎，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第一时间里开展了在革命年代里牺牲同志的烈士评审工作。

比如西南局在评选烈士时就有三项硬性标准，第一要有生前斗争经过；第二要有被捕后坚贞不屈的事迹；第三最后是英勇就义的。

即使很多人达到了标准，但是依然没有评上，究其原因就是，没有详细的事迹记载，只有当来死难人物的龙去脉全部历史整理完成后，确定没有问题的，才能够评选烈士。

稍有一点历史问题不清楚，都会以“未定性”的原因进行搁置，等到日后事迹确认后才能再次评审。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政府在第一时间就追授朱大同为烈士，那也是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的，仅仅因为他在解放前夕公开策反地方武装起义这一点就追授烈士？

为什么朱大同在临死前没有为自己的身份做任何的辩解？

他根本就没有辩解的必要，当时要杀他的人，是国民党的刽子手，周边围观的群众也是不明就里的人。

国民党要杀他，就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员的身份，这是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

由于坊间对朱大同烈士身份质疑颇多，1981年民政部经过层层审查，最终再次追授朱大同为烈士，说明关于朱大同的烈士身份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关于朱大同的秘密档案，中央肯定是有的，只不过在特殊历史时期无法公开而已，因为不公开是最好的保护。

朱大同为什么会发生大笑？没有人知道朱大同当时的心境是如何的。

通常来说，在一个人临时的时候，所有的愿望都已经完成，对人生感觉满足，对生命感觉坦然，当真的要离开的时候，不再会在乎什么，笑对这个世界的告别，也是对另外一个世界的向往。

革命即将胜利，能在灿烂的阳光下去死，这也是另一种境界吧？